1993年 第一届上海电影节 当时还是同济大学的一名学生，除了生活费没有很多余钱买电影票，只买了这一场，好像是乍浦路的胜利电影院，专程提前去买的，非常好的位置。
电影的时间非常长，很好，看完以后那种感觉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没有想到后来它真的得了奖。
用闽南话唱的歌非常好听，回到学校以后，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想尽各种办法，搞到了片尾音乐的录音，好像是陈升演唱的。在学校广播台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闽南语歌曲本身就有着特殊的魔力，当音乐通过最顶级的电子管功放，无比强大的音柱群，在同济大学美丽的梧桐树林中穿行时，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到，当时和未来人生的艰辛呢。

任何时代都不乏为功名利禄不择手段之徒，同样在任何时代，甚至任何国度，多数人向往的日子首先是食可果腹，衣能蔽体，不至于夜宿街头，老无所依，病无所养。这种生存的起码要求得以保障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文明与道德。而在一定时期，生存却有如深山古道夹缝中钻出的小草，弱不禁风，几日暴晒的阳光便能让它像褪去的蛇皮一样枯萎。

台湾导演王童有几部影片都是围绕着这种生存的极限展开的，他的作品像黑泽明的电影名称一样，关注着“底下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自忖当艺术从描述特权阶层，转为刻画普通大众无疑是一大进步，更为进步的是，不止描绘普罗大众，一样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像局外人，小武，扒手，妓女，同性恋，江洋大盗，无恶不作的黑帮罪犯，等等，现代艺术并非要越边缘越好，只是多少时代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对象被普遍排斥在艺术的门槛外，从《十日谈》之后，人性中被禁的东西并未减少，生活中被默认却不准人开口畅谈的公开秘密不计其数，即使在现代，像《教父》那样的书籍，当年也只被认为是三流的黑帮畅销小说而已。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认为它们肮脏得不足为外人道，是不管青红皂白一律遭受打压的对象，这些人性的，太人性的像被故意遮盖的月亮，偶尔露面，惊山鸟，像《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魔鬼说得话，莫非“你要把地球上的一切数目和生物通通去掉，从而满足你享受完全光明的幻想”？细想，如此迟到的登堂入室，让它们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受审”，已是我们欠它们的了，否则一幕幕地下的悲剧还会像紫金山上春风醉不了的夜晚，重复上演。毕竟凡是不能感同身受的往往也是无法理解的，而无法理解的便谈不上宽容了。电影，文学等一切艺术的责任之一便在于发掘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却被我们漠视或偏见的社会万象，苦难生活。

王童是这样一位导演，他在《稻草人》中用近乎荒诞的手法，瞄准了一个家庭在战时的艰难生活。如母亲为了守卫两个儿子不被拉去当兵，在两个儿子熟睡时用牛屎糊在儿子的眼皮上，使两人变成砂眼，色盲，最后军队嫌弃得不收，俩人逃过一劫。此时电影的话外音为，”两个儿子真幸运哎，有这样的母亲“；再比如，飞机空投炸弹，爆炸的残片被孩子捡到，带到学校，学校老师说孩子勇敢，奖励他一个放大镜，这么一来，空炸再次来临的时候，一群孩子居然挎着篮子，簸箕，专门跑出门外去捡弹片。更为荒诞的是，有次一只炸弹落在兄弟俩的地里，是枚哑弹，没炸，兄弟俩试探着确定它不会爆炸时，把它当宝，抬回家，怕被人偷了，一定要放在屋子里，然后准备去领赏。可当俩人翻山越岭，将炸弹抬到日本军部的时候，军官被吓得两股战战，拿着枪逼着兄弟俩把炸弹扔进大海，炸弹入海之后，轰然一声，水面泛起一条条白花花的鱼儿，俩人奖赏未得，却捡了一担鱼，回家后孩子们吃着这难得的美味，跟阿婆取乐，说要是天天来炸弹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有鱼吃了，阿婆正言道，用不着天天来炸，三天两头的来一次就好，这样鱼吃不完还可以盐起来，还可以送给邻居。

其中又出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协调的镜头，在如此缺衣少粮的时代，一家人并没有哭丧着苦大仇深，像喝了黄莲一样的脸，而是出现了像弟弟那般，偷着空也要跟老婆耍上一耍；女人更在艰难的时日里渴望着胭脂，口红，最后男人没给她买，她则委屈地像个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男人在土地公公拜香求佑的时候，还不忘一句一句的骂娘；孩子听母亲哄，说一般客人吃饭都不会把鱼翻过身，只吃上面一面，剩下油乎乎的那面就留给底下人吃了。其中一个小男孩从门缝往里瞟，看到鱼被筷子翻过身之后，哇啦一声，哭得跟被甩了一百个嘴巴子似的；战争时期日本人把美国人说得跟魔鬼差不多，比如组织一群妇女进行防空救火演习，说美国人浑身长满毛发，像大猩猩，那玩意都很吓人，日本人比划着，有这么大，下面的妇女听着却在嘻嘻窃笑。

这些荒诞的镜头在战争时期又无一不令人心酸。在电影《无言的山丘》里，这种真实的荒诞更悲催，而那种人文关怀也不再局限于截然对立的民族仇恨，而是一视同仁，批评与同情都有的放矢。中国工人在日本矿山里幸苦劳作，用肛门夹带黄金，被脱了裤子，像猪狗一样被翻来覆去地检查。中国矿工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名叫富美子的日本女子，坠入娼妓，则又排队等候，欲尝异域之情，即使富美子病态恹恹，依然有人对她下淫手。至于那个老鸨，我以前总认为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货色，只会赚取那些女子的容貌钱，可在战争年代，这种人可能同时也在扮演着抚养救济的角色，她收留流浪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女人穿上艳丽的服饰，哪怕是在床榻的瞬间，她们是可以做女神的。可没人看得起她，她说“你们年轻，还有希望，可我呢？”说着她一边流泪，一边一口口扒着碗里的饭。而那位兼营身体，为了养活好几口孩子的母亲，则不仅仅伟大，更深明大义。正如《红柿子》中的老外婆经历了半世风霜，说得一句话，“什么都是假的，唯有把孩子养大是真的”，女人在第三个“准丈夫”淘金被炸死后，执意要带男人的牌位，村里长老们讶异并质疑她有什么资格要带男人的牌位，她直言不讳， “别人来找我可都是有收钱哦，只有跟他同床我是是一毛钱都没有收过，如果要说夫妻，这样还不算吗？”

至于片中安插个富美子，明显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富美子禁不起折腾，变得体弱潺潺，席地而坐，指着不远处，对她的台湾“恩人”说，那里葬了两个人，是座“无缘之墓”。又说要报答恩人，最后在恩人的拥吻中死去。这个无缘之墓俨然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殖民时期，那些同化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台湾现在依然实施的家庭医疗体系，但终究未能将台湾揽入日本的版图，文化所具有的刚毅个性，远非一朝一夕的贿赂或者长长的鞭子所能驯顺的。那座坟墓又或者如一切阴差阳错的缘份一般，有的努力能走到一起，有的无论你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树倒猢狲散，人在你得势时向你奴颜婢膝，大多不是出于由衷的尊敬，而仅仅是屈服于你的权威，内心里说不定是鄙视你的。可这个社会有如诱骗阮玲玉美色的唐季珊所言，有权有势之人，即便人们对他们不满，在他们面前不敢说，背后说，他们听不见，便随便怎么说。老家有句话叫，被人在背后说闲话了，耳朵会红，会滚烫。如果是真的，一个被人说道，咒骂的民族之耳朵又会红通通滚烫在哪里呢？

特权阶层又何尝不是一层一层备受牵制？此处的大爷，彼处的孙子。我们村里的计生办主任，对村里的心生人口有着生杀大权，这点微不足道的大权又能使其蒙受说不尽的便宜，比如村人名字中改一个字，要向他递上重金，美其名曰，”打理费“，这种费用已是公开的秘密。王童模仿《钦差大臣》改编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又对这种“特权”阶层的虚伪与罪恶做了无情的批判。名叫李小璋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场，为了上调，与自己有了身孕的女友结婚过日子，他不惜冒险，开始只是冒充官员儿子为了看一场免费话剧，偏偏馆长”热情“，与其攀谈，要寻根究底，打听他到底是哪个首长的儿子，又要将王牌女星介绍给他做女朋友，其他来看戏的领导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又相继拉拢靠近。随着剧情展开，李小璋已是骑虎难下，只能不做不休，装到底，借着首长的名义请求领导们将李小璋上调。如意算盘落空时，他的女友带着身孕走向茫茫河水，李小璋则深陷牢狱。李小璋曾经跟女友调侃，只怪我没有一个首长爸爸，只怪我不是首长儿子。有人在农场两个月就能出来，有人可能一辈子就要老客死他乡，像《天浴》里那位出卖多少回身体也是白搭的姑娘，有人一个指头就能将你碾进泥地里，这个人也能将你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可是生不逢时，这种人不是你我的爹娘。李小璋最后质问首长，欺骗的又何尝是我一个人，你们的政策一改再改，难道不是在欺骗人民吗？你难道敢说干部们都表里如一吗？

《无言的山丘》中那位听着柴六的日本军督，衣冠楚楚，还是会对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富美子下手，怀疑她夹带金子，就是因为他的怀疑，直接造成了富美子的万劫不复。对于权力者而言，高抬贵手也不过就是动或不动一下身体而已，可是他们为了所谓的尊严，为了所谓不能自打嘴巴，更为了锦绣前程，甚至在明知政策有问题，作为贯彻实施者，认真履行职责，把人撕得血迹斑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尽忠职守，或者神通广大。纵观历史，又有几个掌权者能够知道，最大的权力不是在用权，而是在放权，是让所有人都享有自己该享的权利。

王童在《红柿子》中写1949年国民党撤离到宝岛台湾的将军一家，本来高高在上，到台湾成了庶民，过着日益落寞，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毕竟饿死的大象比马大，将军有着甘愿给他当牛做马的下属，家里有奶妈，有厨子，孩子们第一天上学，厨子推着自行车，中午专门去为孩子熬汤。而对于大多数逃来宝岛的大陆民众，其生活就不那么乐观了，他在《香蕉天堂》里写两个士兵跟着部队撤到台湾后的生活，原本想着台湾的香蕉犹如脐下三寸的阳%物一般，整天有吃不尽的美味。可到了不久，俩人又阴差阳错地被怀疑，变成了G产D的卧底，是来刺探反攻大陆的情报的，哥哥德胜以为是开玩笑，觉得莫名其妙，最后被揪进房子，噼里啪啦一顿暴打，定了罪名之后，回房躺在床上，变得神志不清，当晚兄弟俩因为害怕，便逃离了军队那个是非之地。

弟弟在途中遇到一位哭泣的母亲，她在四处求救，家里的男人来台途中染疾，咳得口吐鲜血，没过多久一命呜呼。女人与弟弟商量，干脆冒充那个死去的男人，将弟弟的名字改为李麒麟，带着介绍信去报到顶替。可弟弟不懂英文，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哪里有什么经验，在工作中显得笨手笨脚，好在与李麒麟共事的女人心地善良，看李憨厚，又对他有那么点投怀送抱的意思，没有将他拆穿，可这种日子毕竟让人担惊受怕，俩人便提着行李离开，去投奔弟弟的大哥德胜。德胜此时躲在一个偏僻的乡下，靠着一户淳朴人家的照料，帮着那家人做些农活，可哥哥间歇性的神智不清，抱着收留他的那户人家的女儿，要与小女孩成亲，一家人气愤不过，说养狗咬家人，将他撵了出去。德胜走后不久又被军队发现，惊吓之中，变得神经失常。那户淳朴的台湾农民看到德胜满是鲜血的头颅时，早已恨意全消，遂为他求情。

此时弟弟挑起家里的担子，拉三轮，扛包，同时自学，最后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以李麒麟的名义找到了一份教员的工作。日子流水，哥哥照例发疯，他们则从寄人篱下，到租了间小房，最后住上了几间楼房，儿子结婚，也有了孩子，可一直到影片结束，弟弟背负的都是李麒麟这个名字，他的儿子去大陆探亲，找到了李麒麟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那头李麒麟的父亲在一个劲地哭泣，说儿子你受苦了，可此李麒麟非彼李麒麟，弟弟只有在电话这头设想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哭着喊着爹娘的时候，那种场面真切得催人泪下。

更大的秘密是，李麒麟的妻子月华亦非他本来的太太，而是李麒麟在撤退途中从恶棍手中救下的一个苦命女子，当时她遭歹人侮辱，被救下后，她同情李麒麟这个大男人拉扯着个孩子，便当起了孩子的母亲。这样一来，这个李姓孩子实际上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而痛苦的是，这个秘密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心里有秘密，而无处倾诉的人无疑是活得幸苦的。

我一直难忘龙先生在那本不得以示众人的书中描写的一个段落，当年撤退时，火车拥挤，途中火车停靠，一个女人下车小解，此时火车发动，车上还有她的孩子，女人就跟着火车哭喊着追，可哪里追得上啊？女人与孩子的命运后来都无人知晓。

《红柿子》里的老太太开始仗着儿子有着“得道升天”的姿态，后来没落了也还算比较乐观，她当年死守老宅，躲在房间里，不愿意离开，真到了台湾，虽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也还是红红火火，她废物利用，为孩子的运动会送上大号的锦旗，那些锦旗都是当年将军的表彰。她为了省去整日烧水的时间，打了几桶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等孩子放学回家，就能直接洗澡；她去学校跟老师推销家中将军制定作战计划用的红蓝铅笔；明明喝得舌头打结，却硬说没喝；让她不要抽烟，她狠命地吸了一口，见女儿走来，她把烟往桌底下藏；她喜欢看电影，带着孩子去看三川敏郎，有一次怕孩子淋雨会感冒，要摸孩子的蛋蛋，说让姥姥看看蛋有没有送，又口无遮拦的跟孩子讨论某个女演员好风骚。

但是总有落井下石之辈，家人孩子上学，财运不济，割爱将画作卖出，齐白石老先生的“红柿子”，吴昌硕等人的画作被专家视为有些是赝品，压价收购。至于那位将军父亲，一辈子出生入死，连自己十个孩子的名字都对不上号，有一天说贬就贬，可他除了打仗，并无特长，家里屋外全靠妻子打理。在刘自然事件后，他的两个儿子跟在众人后面上街游行时，他坐在门外等了大半夜，两个灰头土脸的儿子偷偷摸摸地翻墙回来时，父亲站在门口，劈脸给他们来了两巴掌，说“打你们不为别的，为你娘，为你姥姥，你们去爱国，去正义，害得他们整夜没吃，没睡，担心你们，准是跟在人家后面摇旗呐喊，瞎吵瞎闹，有本事你们带个头，写两篇文章，那才叫管用。”

这段话里透露的是一个男人太多的情感，他原本是个军人，何曾想过要顾家？如今在功名凋敝后才清楚，这些爱国，正义，多少带有私人的狼子野心，不听他人蛊惑，有着自己的判断，选择，不是人云亦云才更称得上是更爱国，更爱家。当然他毕竟摆脱不了要攫取功名的俗世态度，如果做将军都不管用，做个士兵又能管什么用？这枚螺丝钉还不是指哪打哪，像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是没有多少选择权的。至于大半夜的等待，自然不是为了在孩子的脸上打两巴掌，东方人的情感模式不外乎是，一个人（尤其是男人）的爱越是深沉，越是不会轻易表露，打孩子骂孩子有时正是爱孩子的恰切表现。

当时看《建党伟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里面充满了苦大仇深的词汇，比如列强，瓜分，帝国主义，等等，请你们再仔细思索一下，一个普通人又怎么会用这类词汇？是什么样的人群在时时散布并利用着这种激愤的民族仇恨？要知道，谁说了这样的话，谁才更有可能是把你装上螺丝抢里的人，正是他们会叫你摇旗呐喊，使得你姥姥，你父母整夜吃不好，睡不着，担惊受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