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

今晚看了《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的电影展映。一般来说，除非真的感兴趣，为数不多的人会把介绍史实的纪录片放入观影序列中，如果当作催眠良药的话就另说了，但这部纪录片很吸引人眼球。

一、穿越的类比

这部纪录片最后导演的总结是在认清历史之中观望未来，和前几年出现的穿越剧很类似。其一，相同的主题：历史是不可篡改的，某个小人物行为的偶然造成了结果的必然，换句话说，如果改动某个不起眼的细节，也许事件的发展趋势会大不相同，历史的篇章也将被重新抒写。（想到《宫锁心玉》里篡改历史的画面）其二，均有“非人”的主人公或叙述者，该纪录片很大部分以唐腴卢这一不死灵魂的独白展开，而穿越剧也是围绕拥有两世记忆的“奇人”的活动展开，不论是魂灵还是奇人，都是想象之中，带有戏剧色彩。

二、创意的叙述

导演并未采用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而是改变冷冰冰的叙述口吻，由唐腴卢这个“思想者”来讲故事，推动发展节奏。其一，聆听这个参与者的回忆，更容易让观众有代入感，历史书上轻飘飘的一页转化为血雨腥风、矛盾重重、真实厚重的立体图景。想到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也是选择女管家丁耐莉——故事参与者、见证者来展开叙述。其二，导演在电影中融入情感，观众收获的并非只是对史实的掌握，还有心灵的触动——对动乱的民国时代身不由己的体验，对唐腴卢遭遇的叹息与无奈。

该纪录片在刺杀的清晨终达到了高潮，讲了三遍才把刺杀的过程道得水落石出，最后有种恍然大悟之感。第一步粗略地说一位穿白西装的人被枪杀，第二步讨论死去的白西装是暗杀目标吗，第三步才揭晓死去的白西装究竟是谁，不断补充，层层递进，悬疑设置很巧妙。

三、精致的画面

电影中经常出现火车头，火车头绽放的火星，嫩叶上饱满滑落的露珠……超清1080p，画面超美，简直享受。也不好截图，等明年1月首映啊。导演还说电影上映一周后会在凤凰卫视、中央卫视有150分钟的加长版，包括与王亚樵、宋子文、郑抱真之后人的采访，持续关注中——

以上。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风起云涌，创作队伍越来越平民化，题材越来越宽泛化。各种历史钩沉、凡人传奇、行业内幕故事纷纷登场，接受者在好奇、震惊之余，获得了阅历和知识的拓展、精神的愉悦。同时，非虚构写作已经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单一样式，开始产生影像呈现、口述历史等新的形式。

　　用影像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笔者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它看起来与纪录片相差无几，两者都追求真实。但纪录片更强调冷静、客观、中立的呈现，其倾向性隐藏在摄影机的注视与亲历者的讲述之中；非虚构电影则在记录性的特点之外，更重视详尽研究和场景的还原、重置，甚至毫不掩饰创作者的评价与想象。

　　日前上映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以下简称《刺宋》），就是一部非虚构电影。它聚焦于1931年的一桩真实刺杀事件（其实是两桩），假借一位死者的口吻，带领观众回到历史情境，去复现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梳理玄机重重的刺杀动机和过程，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中的历史真相。

　　从题材上看，《刺宋》符合一部悬疑片的要求。围绕“刺宋”这个核心事件，可以营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可以围绕刺杀的准备、刺杀过程中的意外以及斗智斗勇，建立起丰富的情节起伏，其观影效果或许接近于《行动目标希特勒》（2008）。但是，打造成一部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片，《刺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无法建立一种“历史正义性”，同时也无法塑造一个能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的主人公。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以非虚构电影的面目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杀宋子文虽然在民国历史上并非惊天动地，但与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奇妙地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两人的刺杀都成功的话，必将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以非虚构电影表现这个题材，创作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进入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假设，又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再现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还可以通过旁白和采访进行历史点评，并凸显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与意义。

　　影片的非虚构特点，使它具有纪录片的样貌和对历史细节进行考据的严谨，还可以通过电影化的方式为历史增添诸多隐喻的意味。例如，影片中许多转场都用了空镜头，包括雨中的树叶、历史建筑的外景、黑夜中的蒸汽火车等。这既可以舒缓节奏，又可以产生一定的意义延伸，营造特定的氛围，呼应人物的处境与情绪。此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构图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例如，重光葵在房间时，摄影机几次从吊扇处俯拍人物。缓慢转动的吊扇叶片搅动着不祥的阴影，对人物形成一种无形的挤压，进而将历史重压下的个体命运进行了影像化的表达。

　　如果是纪录片的话，由于当事人全部都不健在，“刺杀宋子文”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整理和后人讲述，或者旁人评述来还原历史，但《刺宋》则可以选择遇刺身亡的唐腴胪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影片从一位“死魂灵”的角度，来揭开刺杀宋子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相当于上帝视角，可以揭开历史隐秘的真相，又可以增加一份亲历性，并使许多评述和感情流露更加自然。

　　让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是《刺宋》最具创意，也最为高明的艺术处理策略。在历史的洪流中，这起没有成功的刺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唐腴胪来说却是一次无妄之灾。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历史不会记住那些没有成功的“重大事件”，也不会记录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但小人物对于历史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在小人物身上可能承载了重大的历史后果，小人物的亲人也承担着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训，但对于个体来说力逾千钧的伤痛。

　　《刺宋》不仅体现了钩沉历史、还原现场的影像努力，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立场。它从一位已死的小人物入手，以冷静的口吻去复现历史，同时又对历史中的诸多偶然性发出了哭笑不得的感慨，并以悲戚的心情去感受妻子内心的苦楚。正是在这里，历史不再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让观众看到了其背后的诸多算计、阴谋、意气用事，以及因多种偶然而对历史进行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唐腴胪的叙述，使历史具有了情感的温度，具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历史感叹，以及对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的缠绕关系的表达。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80多年以后历史现场的旧地重游，以及历史学者的评论，试图将这段历史与当下进行呼应。只是，这种呼应其实相当牵强，今天的观众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历史教训，或者对于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唐腴胪只是一个冤死鬼，他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这种过于感性，且来历不明的感慨，除了让观众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外，能使这段历史具有当代意义？

　　《刺宋》让亡故的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还带来了另一重叙事风险：唐腴胪并非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他以亡灵的身份进行全知叙述，这是否会影响影片“非虚构”的定位？而且，影片力图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电影化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会因过多的搬演性，而影响历史还原的粗砺质感？创新可贵，但由此带来的某些把握失当之处，也应当正视。影片在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虽实证有余，但视野有限，有时会拘泥于人物信息的琐碎介绍。而且，影片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也过于武断和牵强。

　　当然，在今天这个喧嚣而躁动的年代，《刺宋》仍然值得鼓励。它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努力为历史加上情感的温度，并设想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尝试使历史成为当下的某种注脚或隐喻。这种创作的初衷与诚意，令人赞赏。（龚金平）

以一个“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灵魂”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真相，角度是新了，但因为不合理而反而显得失真，让人出戏。假如用秘书的遗孀来讲述显然更适合。然后这个片子还跳出来用一个后人女孩来讲述，来了段“讲述中的讲述”，实在是多此一举。

以“真人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比之只有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好看很多。《玄奘大师》等都是这样做的。

当年历史书没有提及重光葵因为亲华而被日本鹰派找汉奸常玉清执行刺杀。两股杀手针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不同目标，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最近的国产片《最长一枪》很明显就参考借用了这个案例。

庐山暗杀老蒋，因为胡乱丢弃的火腿失败，如果成功了，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