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生于1984 还有van hallen的那张专辑<1984>
 以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或多或少有点什么联系
 电影由作者1948年创作的书改编，名字只是颠倒，无任何意义
 一部反乌托邦的作品
 但乌托邦的诱惑，也曾对年少时的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
 人性的消磨、自由的丧失......甚至禁欲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哈哈哈，似曾耳闻
 被社会强奸的不是人身，而是仅剩的永该自由的思想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
 男主角和女主角靠性去反抗，却毫无力量
 男的相信爱情，却也被爱情出卖
 “不要背叛”？

 思想控制----应该是控制学科的极端终顶了


                                                ——2004-4-24

在两个月前中国网站维护节的时候下载的<1984>，却到现在才看，虽然这样显然揭露了我其实只是个喜欢动嘴皮子的懒鬼的事实，多少也让我不那么偏激，也算是有好处。

废话就少说，直接说片子吧。

一切都被监视，一切都被党管束，一切都必须向老大哥致敬。对整个社会强迫性的精神控制和洗脑，广播里不停重复的Good News和现实生活的窘迫形成的鲜明对比（问题是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对此有独特的熟悉感。一切都似乎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生产力在不断的进步，战争在不断的取得胜利。每天都有反动势力的特务被捉住，他们在党的教育后在荧幕上坦白并忏悔自己的的罪行，表示自己曾经疯了，然后表达对拯救他的党，拯救他的老大哥的深深敬爱。

我在想，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几个人能保持冷静，那个人一定品尝过自由的味道。自由是一种好东西，就好比习惯用高档耳机听歌的人觉得劣质耳机是种折磨，品尝过自由的糖、纯咖啡、白面包、肉和爱情之后，一个人只能选择抵抗不自由的糖精、假咖啡、黑面包、人工肉和人工受精。（就像我们习惯了什么都可以说，突然各个网站都不让说话了，我们就愤怒了）

孩子们显然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他们最容易被蛊惑。所以影片里那个乐观满足爱党爱社会的胖子帕森斯被自己亲生的孩子揭发成思想犯时，我立刻就想起了红卫兵们，尽管少了很多直接的暴力。不过在这里，大义灭亲对于孩子来说似乎变成了对父亲的拯救，至少他们是这么被告之的。

在这个时候，茱莉亚姣好的笑容显得那么与一切格格不入。她和主角史密斯在自以为隐秘的房间里过着夫妻生活，裸体在房间里走动，拥抱接吻做爱；她穿上彩裙，吃着白面包蘸果酱，为自己的爱人煮咖啡……这是一种奢侈到疯狂的享受。突然想起茱莉亚和史密斯第一次在树林里做爱的时候说的话：“我腐化堕落，我希望所有人都这么腐化堕落！”文革时期抵制所谓“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换句老话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享乐是要被禁止的。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性的事业中去。思想是要被禁止的，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精力、更顽强的执行力去遵循老大哥的指示。

正当美好的生活正在如履薄冰的进行时，思想警察找到了他们，把他们抓了起来。史密斯于是被审讯，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内部党员试图改变史密斯对于真理的坚定，他们进行了一场虽然极为不平等，但是极其激烈的辩论。史密斯对于人性的坚定，和内部党员不满足于顺从而是坚持改造他的思想，都让我震惊。

最后史密斯在最大的恐怖下（他童年的阴影）背叛了一切，背叛了茱莉亚。也许他只是疯了，也许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又一个平静的疯子。

刚刚在另外的影评里看到有人说，影片没有给人任何希望的景象。其实最后史密斯对早早背叛他的茱莉亚的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和最后他对着老大哥说出那句只属于茱莉亚的“我爱你”时，流下的眼泪，让我看到了一个被折磨到极致还保存着最后力量的人性光辉，即使他最后也没有敢写出2+2=4.

 

P.S.看完影片后我陷入了沉思：如果强权真的可以控制我们的感受（比如折磨和催眠，比如精神医学），控制我们的思想，集中力量（让我们心甘情愿并充满热情地）办事，这样的社会真的可以长久存在并日渐强大吗？如果人们不浪费精力去满足自身的欲望，社会是否会有更高的效率？

我的答案是：不是的。只依赖少数人的社会是没有竞争性和活力的，是退步的社会；快乐对于人类的创造力乃至一切能力的影响，并不是表现的那么简单。就像在刑床上几乎快崩溃的但依然坚毅的史密斯说的：“我不管，反正，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失败的。”


第一次写影评，仓促之处见谅，起床再改。

听说他是政治电影之后，我就在犹豫是否去看它。因为政治电影一定会有强烈的暗示和心理驱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和张扬什么，这让人很不爽，就像看电视。但它的名气太大，关于“1984”的字眼经常出现，躲都躲不开。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于1948年的名作。许多人将其归类为科幻小说。但它的科幻对象不是星球大战，不是外星生物，而是国家政治。在书中作者科幻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每个人在这个体制中受到监控、接受意识灌输、扼杀自由思想。我没看过原著，从电影里看，这个专制集权是这样做的：一，国家由党和“老大哥”领导，二，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显示屏幕，一方面不停的播放党和国家的政策消息、通告等，一方面也是监视所有人的监视器，三，对报纸内容严格筛选，精确到每一个词的应用，大量消减语言中的词汇，撰写新的词典，四，鼓励不结婚，鼓励女性作人工授精的受体，鞭笞性高潮，五，发动战争，树立国家的仇敌，六，组建“思想警察”部队，对自由思想进行监控和惩罚，七，发动儿童作为思想审查的前哨兵，八，控制食品，以假咖啡假茶叶假肉等代替真咖啡真茶叶真肉，九，经常举行集会聆听训导、枪毙或者绞死思想犯......种种措施使人们生活在规矩方正的牢笼里，稍有不慎就会被逮捕审讯，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思想犯并不立即执行刑罚，而是先通过种种残酷的措施改造你的思想，即使是要处决你，也要等到你的思想被改造之后。

有网友说，这是一部看完之后想立即删除的电影。我同意这种想法，因为它讲述的那种生活实在太可怕。但这种想法也正好和《1984》这本书被多个国家被列为禁书是一个道理：对于可怕的东西，删掉它、除掉它、避开它，就好像可以永远避免它带来的困扰。但是，它真的可以被轻易的删掉么？

该片适合于成年，心智健康的人观看。

http://logten.iblog.com/post/3742/270227

“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未来。”电影的开场引用了书中的一句“语录”。迈克尔•雷德福在1984年似乎很准时的把这部预言小说搬上大银幕。故事的主人公出场的时候伴着一阵阵让人难受的咳嗽，也许导演在纪念奥威尔这位死于肺结核天才的预言家。在奥威尔写完这部小说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无数与《1984》中的描述完全吻合的事件，如果他能活着看到这个愚蠢，荒谬又脆弱的世界是怎样被操纵和蹂躏，不知道他改为自己的预言感到高兴还是悲哀。

在《1984》描述的国家中，所有人都归党管束，而最高领导人“老大哥”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老大哥的肖像遍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任何一个领域都在老大哥的关怀之中。看到这些，我觉得这个场面简直亲切的有些残忍。我们的老大哥也曾被印在画上或者制作成铝像章或者雕像遍布全中国的每个有人的角落。最后因为没铝制作飞机了才停止了像章的制作。《1984》中的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都是来自老大哥的智慧的领导，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受到老大哥思想的启发。

人民对老大哥有着极度的个人崇拜，人们喊着口号或者用同样的手势表达着对老大哥的敬意。导演让演员穿上了统一的蓝色的衣服，这应该是向苏联致敬。我想如果演员穿上绿色的衣服我们国家的观众会更觉得亲切。那些统一的集体化的手势曾出现在《意志的胜利》中，出现在任何一部文革纪录电影中，出现在无休止的阅兵中。年幼无知的我也曾和无数小孩一起高举着少先队队礼对着一块红布宣誓。老大哥并不会因为人民的爱戴而变得更加和蔼，而是更加理性的行使自己的权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统一。“电幕”在城市中到处都有，它可以随时下达指示，也可以随时监视人们的吃喝拉撒，甚至起床和做操。人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进步言论。福柯曾经指出一个“圆形监狱”的模型，它的空间特征是圆环状的监狱大楼加上高耸于圆心处的中央监视塔，大楼内的每一间监狱均在中央监视塔的监控范围内。无论是前来巡视的高官，还是普通的小狱卒，只要置身于监视塔内，就由于空间上的等级划分，获得了对每个犯人的绝对控制权。集权者似乎都深知控制权和支配权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然，最重的罪行还是思想罪。影片中和温斯顿•史密斯关在一个牢房的思想犯，在被抓到后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一直是个社会的叛徒，告密者是自己的小女儿。对下一代的精神操控和洗脑是任何集权者都不能忽略的事情，希特勒这么做过，东条英机这么做过，红卫兵也是这样的牺牲品，还有今天的无数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博士一直熟读马列毛的人。即使一个人知道哲学不该这样独裁，经历了如此多的教育熏陶后也不一定能保全其头脑清醒。老大哥教育小孩子们要爱党，要先进。先进的表现就是监视父母，揭发父母，大义灭亲。陈凯歌导演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总是忘记不了这样一个场景，他的爸爸被批斗的时候，少年凯歌竟然也推了父亲一把。成年后的陈凯歌一直为此后悔，或许《霸王别姬》中段小楼与程蝶衣互相揭发那一段是导演对过去的再现或者忏悔。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还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以对癫狂病人、理智失常者实行大禁闭，但是连平民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起来。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理性的权力运作，使得权力者与“非权力”阶级交锋显得没有必要，它们之间不需要真正的对抗或者冲突，“理性”本身已经不战而胜。老大哥用列数字的方式不断的向国民宣传自己统治下的国家的进步，每一项工农业指标都在进步，经济不断的掀起新高潮，人们的生活似乎也在进步。小说或者电影中的这一段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得到了最完美的真实再现。当然，即使乔治•奥威尔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如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媒体。《1984》中巧克力的进步是以“克”为单位，而我们国家在1958年说稻子亩产量可以达到十几万斤，并说明了科学根据。

有些话当然要禁止说，书当然更不能随便写，但是只是禁止还不彻底，学者们要把一些不利的词汇消灭，于是，字典越来越薄，剩下的全是好话。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性”也是与理性相悖的，性本能使得男女双方在做爱的时候只顾及自己的快乐，而忘记了党的教诲，而且党也没办法控制，于是老大哥号召禁性。当温斯顿•史密斯和朱丽娅赤裸拥抱的时候，秘密警察猛的冲进屋子，一个警察朝朱丽娅的肚子狠狠的打了一拳，这个镜头让我心寒。权力的泛滥和洗脑政治的熏陶使人丧失了人性，变成被他人控制的“理性”机器，也只有机器是最理性的。在老大哥的号召下，广大根正苗红的女国民开始宣誓禁性，并以此为骄傲。性生活的缺失则会造成更歇斯底里的“理性”，人们有了无穷的精力去战争，批斗，或者领袖崇拜。很多年前我看到王小波老师的《黄金时代》，王二和陈清扬在那样一个举国无意识的环境也正是通过性保全了自己的人性。

故事的结局是温斯顿•史密斯和朱丽娅互相供出了对方的反动事件，温斯顿•史密斯最后对着老大哥的画像说了“我爱你”。他最终还是不敢说出“2+2=4”。导演用温斯顿•史密斯凝视镜头的定格画面结束了这部电影，这个巧妙的镜头似乎预示了一种时间上的无限。千万别以为小说中描绘的阴暗已经过去，《1984》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巧合的历史记忆，我们要知道如何走出阴影！

魏晓波
2006-12-9 0：12 于株洲陋室

在上海的真实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电影沙龙（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原著的同名影片，约翰•赫特演得很不错。毕竟是冷战高峰期，那时候整个铁幕以西都在担心苏联红军的T-72，所以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这场反极权的文化洪流中去——时过境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将在《哈利•波特与死圣》中粉墨登场，不过细细考量，《哈利•波特》其实也充满了对于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的隐喻。所以，虽然冷战铁幕已碎，柏林墙都成了涂鸦墙，但在后极权的时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阴魂未散。

当晚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博士刘明（导师朱学勤），他在点评影片时特意强调了电影对于小说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温斯顿，而是女猪脚朱莉亚。因为在小说中，中年单身男温斯顿是大洋国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对极权之前的生活还有点记忆。此外，温斯顿虽身为“真理部”职员，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反思极权社会里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他对朱莉亚的感情，可能谈不上真爱，但起码也是某种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人性反抗行为。而对朱莉亚而言，这位腰上绑着“贞操团”红腰带的年轻女子，生在极权时、长在极权后，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朱莉亚追寻与温斯顿的男欢女爱，更多的是某种生理性的冲动使然，而不具有温斯顿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义。对于温斯顿和朱莉亚的这个差别，刘明认为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没有在影片中体现到位——这一点我也同意。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后来去翻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05年版），第八章就是讲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个有趣的勾连是：在上海译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罗蒂用“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来论述杜威哲学）。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强调了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顺便清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引证欧文•豪的观点，指出《一九八四》其实是不是“极权小说”而是“后极权小说”，因为书中描写的是极权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后的情形。这个论点对我启发很大，欧文•豪是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军人物，犹太人出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铁幕降临之后开始警醒极权主义的祸害——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欧文•豪的社会主义信念，后来他还创办了政论杂志《异议》，写出了《社会主义与美国》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欧文•豪的区分，温斯顿乃是“极权的一代”，朱莉亚则是“后极权的一代”。由此看来，两人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朱莉亚这位“后极权的一代”来说，恐怕还得有个启蒙的问题，不然身陷大洋国的铁幕之中，时刻受着“老大哥”和电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极权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识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电影中即有温斯顿询问朱莉亚是否相信国家的宣传，朱莉亚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说，后极权一代是在充满着恐怖与谎言的环境下成长的，只有身体的快乐是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

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指出：“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某国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份子们总在哀叹80后、90后们的道德沦丧？“摸奶门”、“脱裤门”之类的事件一俟出现，卫道士们就开始口诛笔伐——细细思忖，这板子究竟该打在谁身上？——关于这一现象，曾斩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不再赘述。

《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镜头，用性爱来抵抗极权，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刘明也指出，像朱莉亚那种为性而性，使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则会导致更危险的沉沦。我觉得有道理，但没想清楚。而且这个问题一旦扯到女权主义、同性恋亚文化等议题，似乎更难纠缠。李银河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里确实也有一个“隐秘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空间发言，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区分“俗白教导”和“隐晦教导”，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某国的80后、90后们比朱莉亚好（刘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还能上网。虽有过滤、封锁，但总能找到打斜杠、翻墙之术。不过网络社会的来临，固然有益处，但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广场和反智主义的温床，现在看看，对互联网同样应该投以警惕的目光（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关于《一九八四》中对于极权主义的描写，刘明认为奥威尔颇多臆想，不足为证。这个我的看法是：一来《一九八四》毕竟是文学艺术作品，不可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苛求，毕竟奥威尔已经算是天才的预言家了，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切身经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对“忆苦思甜”大会的天才创造，堪称谶语（当然若想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特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奥威尔的光环也得打点折扣）；二来嘛，类似的意思齐泽克也表达过，前几年他来南京大学做演讲，就指出：“奥威尔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对集权社会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领。他天真地以为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书报审查和洗脑运动。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发现当时的国家机器对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仓促地在进行监控，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对极权本身的定义与描述，刘明转引他的硕士导师萧功秦先生的活说：“左、右翼极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领导’，后者是‘监控’。”不过我倒以为，真正的极权可能就是像奥威尔笔下的描绘，过来人雅斯贝尔斯就说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

刘明还指出，“反乌托邦”（当然这词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质化”的社会，这个倒是跟施特劳斯、科耶夫们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如何与新保守主义哲人们的思绪曲径通幽，颇费思量。我问了个学科学哲学的博士朋友，他说这里确实有逻辑悖论的问题，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不可不提。
《一九八四》沙龙的效果不错，下次有机会再搞次《动物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