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禁区

（芷宁写于2009年4月2日）
   看过以卢旺达人亲历的视角来真实反应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影片《卢旺达饭店》的观众，或许在看这部《杀戮禁区》时，观感会没那么强烈震撼，也或许后者的叙事手法、整体呈现以及所剖视的力度深度都不似前者那样纯熟专业且深广通达，甚至一些拍摄技巧还有笨拙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有一颗反应事件真实面的坦诚之心。
   看过该片很久都没为它写点什么，大抵也是因当初为“饭店”一片痛得过深之故，而《杀》片本身也的确存在问题。另外，在面对文艺爱情小生休·丹西饰演的援卢英文教师乔·科纳时，总觉得他的表现力不够，不过，老家伙约翰·赫特的表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饰演的克里斯托弗神父行为和内心一样博大，那以爱心换取和平的希冀，在被仇恨蒙了心和眼、失去理智的枪炮和屠刀下，显得那么脆弱而孤独，却令人感佩。其原型是牧师威詹克·库瑞克，库瑞克是那场大屠杀中两个自愿留下来和卢旺达人同命运的非非洲籍牧师中的一位。
   如今，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即将15周年之际（1994年4月6日，卢旺达胡图族总统因飞机失事而丧命，4月7日，有计划有组织的杀戮开始，其后三个月的卢旺达如同人间地狱），感到似乎有必要为这部被评论界认为“只是想搭上非洲题材的‘顺风车’”的影片说几句公道话。
   《综艺》诟病该片选错了视角，“不应该用白人的眼睛来讲故事。”自然，用该国发生大屠杀时胡图族或图西族人的视角来讲述，是比较能达到效果的，但该片主创显然想用另一种心态和感受来再现惨剧，有点类似于新闻特写，他们以白人的视角剖白这段沉痛史实，似有一种愧疚之情在里面。
   至少众所周知的是，在卢旺达不幸的历史中，比利时人在殖民统治期间，故意采用拉拢一族打压一族的做法，令卢旺达的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而在1994年血腥屠杀发生之初，美英政府曾游说联合国安理会不要派军队前往卢旺达，甚至在屠杀开始后的一个月内，都拒绝承认这是“有计划的种族屠杀”，于是，在短短的3个月内，卢旺达血流成河，近100万人命丧街头。
   而卢旺达被遗弃的原因，一如《卢旺达饭店》里解读的那样，它于政客们而言，是没有利用价值的。通常一旦发生流血冲突，西方各国便纷纷派专机专人接走自己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惊恐的外交官，还是羞愧的记者，最后在失去11位维和士兵后，维和部队也接到了不得不撤离的命令。
   似乎在这个星球的近代史上，一直有两条外交潜规则——如果身为白人，或者和西方世界有所关联的，就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如果你不幸是个穷人或黑人，那么就请忘了这世界上还有组织这回事，请自求多福吧。可见白人的命是值钱的，在他们撤离后，无利可图的卢旺达终被丢在了遗忘的角落里，任其自生自灭。
   影片毫不掩饰地揭露了现实中很多发达国家人们的真实观点和心态，剖视了人性中客观存在的虚伪面，一如那个女新闻记者，她拍着那些残肢遗体，平静地向理想主义的乔·科纳解释，如果被杀的是白人，她或许会想到自己的家人，但面对黑人，她会变得比较麻木，虽然她没任何种族歧视，也在非洲卖命报道着真实新闻。
   所幸，这世间还有像克里斯托弗以及科纳这样的人，在他们心中不存在肤色差异和贫富差距，只以人道主义精神助人，在血色浸淫、暗夜无边、暴力肆虐的时候，因为有他们，梦魇中也闪现出些许的人性光辉，虽然微弱绵薄却生生不息，为此，人类还抱着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而存活，虽然利益、权势的砝码在这个世间日益加重，但具有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人依旧是暗夜中最亮的光。

（附2007年12月4日所写影评《《卢旺达饭店》：童声忧我心》）
   闻听有个老朋友打算去非洲做生意，便冲口而出很没礼貌地问：“不会是像某些国家那样把电子垃圾运到非洲填埋？再或者就是以帮助之名，拿非洲人做临床药品试验？”他一愣：“你不会是中了电影的毒了？我怎么可能那样做？”
   的确，近年来有关非洲伤痕主题的影片层出不群，不论《卢旺达饭店》、《不朽的园丁》、《血钻》还是《末代独裁》，但本人很确信没有中电影的毒，很多历史著名事件都表明——某些强盛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弱小的利益为代价的。
   自十六、十七世纪始，非洲就陷入伤痛，强大的欧洲人在这里贩卖黑奴，划分势力范围，侵占丰饶资源，并不断制造矛盾和事端，把一些民族和地区分隔开来，致使许多国家长期为了边界、种族、宗教等问题而战乱不休。
   即便在非洲各国相继独立的时候，欧洲人临了还不忘埋下日后争斗的祸根，例如在卢旺达，当初比利时人选择利用相对高大、肤色较浅的图西人来对付人口占多数的胡图人，临走时，他们又把政权交给了长期受压迫的胡图族。
   于是，一些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们便蓄意利用这一经年累月的恩怨，等待时机，策划了一场空前的种族大清洗——1994年4月6日，当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因飞机失事而丧命后，阴谋者就以图西族暗杀了总统为由，煽动胡图族人“砍倒高大的树”，鼓吹“胡图力量”，于是，一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血腥的种族大屠杀开始了。
   看过《卢旺达饭店》已两年了，可对片中那首不时回响的童声伴唱至今难以释怀。在影片残酷悲恸的氛围中，这首童音可爱，节奏清晰，曲调浑厚，又带着挥之不去惆怅忧郁情绪，充盈着浓郁非洲音乐特点的歌曲，仿佛在血雨腥风中渗出一丝丝对人性光辉的渴求，又似在对惨绝人寰往事的回述中祈祷希冀一般，特别是在影片特定剧情进行时的适时发声，令观众有欲哭无泪的悲悯感和盼求和平降临的使命感。
   在卢旺达已沦为种族屠宰场的时候，西方人在干嘛——驻卢的外籍人员和各国记者已获准纷纷撤离。离开的那天天空下着雨，那首童声伴唱无邪而纯真的响起，颇有反衬、酸楚的意味。曾在现场冒死拍过屠杀场面的电视新闻摄像杰克（杰昆·菲尼克斯饰演）在饭店服务生为他打伞时，连声说着不要，黑人服务生却坚持，因为这所隶属于欧洲人的酒店还在注重着品质和星级服务，然而撤离的杰克却惭愧难当，只能匆匆丢下一句“羞愧”，登上大巴。
   神父和修女带着孤儿们赶来，气喘吁吁地感谢外国军队的支援，然而他们被告知：这些军人只是来护送他们去机场的，孩子们和白人修女的手被迫分开了，神父无奈地坐上了巴士。作为个人，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留下来的当地人遭受厄运的来临，任他们自生自灭。当镜头依次晃过坐在巴士窗边的人们时，有位白人女士怀抱着她的宠物狗，她的狗也有离开的权力，而卢旺达的黑人没有！
   片中，杰克还说过一句大实话，当酒店经理、胡图黑人保罗（唐·钱德尔饰演）向拍了屠杀现场的杰克表示感谢时，酒醉的杰克那红红的眼睛盯着怀抱幻想的保罗，心情复杂地说：“你以为，拍下来的东西就有人看，就会有人关心这里的情况？我想不会，他们会边看电视边说‘天啊，可真恐怖！’然后继续吃晚饭。”
   上面命令维和部队只留300人驻守这个疯狂的地方，留给这家属于比利时航空星级酒店的守卫名额只有4个，他们虽有武器却不被允许射击，只能示警，“维持和平，而不能创造和平”。而饭店里有100多名工作人员、800多难民，街上到处是手持武器的失控暴徒，之前，杀红了眼的他们已经杀死了11名维和部队成员。
   维和部队的Oliver上校（尼克·诺尔蒂饰演）十分愤慨西方各国对卢旺达的遗弃，他悲愤地告诉保罗：你们被遗忘了，卢旺达于他们的仕途无足轻重，而你是个黑人，非洲黑人，甚至不是美国黑人，你没有投票权……你被他们耍了，他们觉得你们很脏……
   为人机智聪明的保罗素与来往酒店的各位要人保持着良好关系，以为有朝一日，会需要这些人来帮助他的家人。起先，他一直对西方各国持有幻想，希望他们能出面干预卢旺达的局势，然而，外籍白人的撤离让他认清了一个事实——他们只能靠自己。当他有机会离开饭店时，他毅然选择了留下，以保护那些无辜的人们，虽然他能力有限，但仍勉力维系着，利用和胡图军方高层以及民兵领导的私交，保罗冒险为大家运输粮食，想方设法救助他们。
   保罗是胡图人，其妻是图西人，在这个被遗弃的赤道小国里，他并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一名平凡的职场男，有着胆小自私、息事宁人的一面，但为了保护家人亲人朋友邻居以及更多的人，他这位好丈夫好父亲好胡图男人，不得不拼命张开他那并不丰满的羽翼，来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并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影片伊始，看到他在各要人面前左右逢源，又极讲究生活品质，便很好奇以后的他是如何撑起“诺亚方舟”的，而演员唐·钱德尔给了观众一个可信的人性与磨难的碰撞历程。
   当胡图军人搜查保罗家时，他家里躲着二十几位图西族邻居，保罗拿出法郎赎回他的家人，妻子请求他救这些邻居，保罗顿了顿，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上写满了惊惧，他掏出了更多的钱，并请求军人跟他到饭店去拿美金。其中有个老者那干涸皱褶的脸上流着泪，当保罗能将他们接进饭店时，老人颤抖不已，保罗拥抱并亲吻老人的额头。此时的保罗依旧惊恐胆怯，但善良的他明白，这是他必须做的。
   在那场屠杀中，保罗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一共收容救助了1268个人，在该片的新闻发布会上，保罗的原型、真正的保罗·卢斯赛伯吉随同演员一同来到现场，他赢得了记者们长达1分钟的掌声。保罗说：“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回答，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在彼时生灵涂炭的卢旺达，也有没离开的白人，如红十字会的亚契女士，她和她那辆小货车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不时地运送孤儿和药品到饭店。她痉挛般地告诉保罗，胡图民兵强迫她目睹了他们是怎样杀掉那些她还没来得及救助的图西孤儿的，“……那个姐姐背着妹妹，求助地看着我，最后她哭了，说别杀她，她以后绝不再当图西人了……”听到此处，很多观众抑制不住痛哭失声。
   片尾，亚契女士将逃出屠杀圈的保罗一行人带到保罗妻弟的遗孤身边，两个劫后余生的可爱小女孩正在和难民营里无数的孤儿们一起转圈跳舞唱歌，那首童声伴唱再次响起，合着泪水也合着祈祷，并伴以字幕：在1994年4月至7月的这次种族冲突中，共有近百万人遭到残杀。
   血腥暴力的屠杀场面并不是该片的重头戏，虽然这是很多人对该片的不满之处，但这种做法恰恰是导演特瑞·乔治的用意所在——有侧重点的深度解读、大篇幅的冲突酝酿和细腻的人物内心刻画，突出了这场劫难中人性的部分，保罗的所见所闻所为和心理感受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种族屠杀的残酷性灭绝性，而真实再现的西方各国对屠杀事件的“壁上观”反应，则既有惊心的力度，也有可贵的警醒作用和深思价值。
   这场大屠杀后的若干年来，世界各地的政客隔三岔五地前往卢旺达祈求幸存者的宽恕，对彼时没有伸出援手表示忏悔，并对未来信誓旦旦，然而，在非洲其他地方，像野草一样不被重视的生命和肆意的杀戮却接连发生，血腥的画面并不都能换来沉痛的教训，该何去何从，似乎是对掌权者良心的拷问，如果他们还有心的话！
   回顾伤痕累累的过去，不论是权贵还是生意人，请以坦诚之心帮助苦难的非洲，而不是利用它，它不并是地球上一块布满钻石黄金翡翠和石油的大蛋糕，也不该是钞票和选票。
（若听《卢旺达饭店》主题曲，可去http://nicolew.blog.hexun.com/31241892_d.html）

                          
卢旺达，中非国家，主要的民族成分有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等。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死于空难，这不是意外，而是一个阴谋。哈比亚马纳与图西族签订的共享权力协议激怒了胡图族激进分子事后，于是他们制造了这场暗杀。然而事情并非就此结束。胡图族迅速掌握了卢旺达政权，4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了。电影《猎犬》（又名《杀戮禁区》）就是在这个真实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与讲述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其他文艺作品不同，《猎犬》聚焦到一所小学，并且别出心裁地从白人的视角出发，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18年前的卢旺达大屠杀的情况。他们见证了残暴而令人愤怒和扼腕的一切——由于有联合国军队的驻守，胡图族人不敢轻举妄动，小学便成为屠杀开始之后人们的临时避难所。然而空间有限，在这个狭窄的“禁区”之外，无数不幸的图西族人在受尽虐待之后死在了自己同胞的屠刀之下。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镜头停留在那些正在被殴打的图西族人身上，流着鲜血的身子不能控制地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被折磨殆尽便被拉到树林里，伴随着痛苦的呻吟而死。在完成了一次屠杀之后，胡图族人便像举着胜利的旗帜一般举起自己手上的刀子，欢呼着走在尸横遍野的大街上。我看着他们麻木甚至喜悦的表情，百感交集。他们本是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之上，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肤色，不管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求还是铲除异己的心理，无疑这是病态和错误的。光是一声同胞的呼唤，就足以让那些激进的胡图族民兵自惭形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法友好相处，又哪里来的世界和平？这不但是卢旺达的惨剧，也是全人类的悲恸。

源于“分类”的人性之恶

 “分类”的思想像一颗无可救药的毒瘤一般伴随着我们。我们把地球分成五大洲四大洋，它们在语言诞生之后又被人类赋予了不同的名字，我们又把每一块大陆分成了若干块土地，一条条莫须有的界线隔开了不同国家的人，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又有着不同的民族，每个人都在每个层次的分类中对号入座。然而这种分类究竟有无必要呢？如果没有图西族和胡图族之分，如果没有黑种人和白种人之分，如果没有国家之分民族之分，也许人类不会像今天一样井井有条，所谓的文明程度也不会以迅捷的速度攀升，但是我想卢旺达大屠杀的悲剧，甚至历史上所有大屠杀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白人的选择
主人公乔伊是小学中的英语老师，白色的皮肤成为他的护身符。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昔时好友成为不义的一方，手持沾满鲜血的屠刀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久久无法释怀，开始想要做些什么来帮助那些无辜的图西人。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力不从心”根本不足以诉说乔伊那种混合着恐惧、愤怒和悲恸的心情。尽管他答应了玛丽自己不会离开，他还是坐上了联合国的卡车。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正如他在影片的结尾与玛丽再会时所回答的一样：“因为我怕死。”——这便是真实的人性。我们不能说他丑恶或是不讲信用，因为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牧师一般的伟大。我们毕竟都是有着求生本能的正常人。
克里斯多夫是一个理想的角色，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想到了《金陵十三衩》里的冒牌神父。一个是卢旺达屠杀，一个是南京大屠杀，一个发生在国与国的战争中，一个存在于民族与民族的敌对中——然而这两者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撇开宗教信仰不谈，不管信佛主还是信上帝，神父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给了我们一丝希望，让我们在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惊悚氛围中得以抽身，继续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善与温存，人类还有爱与希望。最让我欣喜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神父确有其人，他的名字叫做威詹克•库瑞克，他选择留在卢旺达，为人们做弥撒，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很多的图西族人。
有人批评说联合国是吃干饭的，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号却只是在这场种族大清洗中袖手旁观。这又引发了我对于武装力量存在利弊的思考。如果没有军队，学校不会成为“禁区”，最后包括玛丽在内的人都不可能活下来。但是在电影中，面对图西族人的恳求，头戴蓝色贝雷帽的维和士兵只能抱歉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军人，只能服从上面的命令。他们只要我们‘观察’，若没有伤及我们自身则不允许开火。”的确，如果联合国在此时动手，必然会被扣上“干预别国内政”的帽子，然而如果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这些是否可以暂且放在一边呢？对于一个世界级别的有着严格制度和规则的组织而言，我想这的确很难做到。然而我仍旧期盼着在场的任何一个维和部队的士兵，能够做些什么，打破这种所谓的制度与规则。很显然，电影与历史都让我们失望了。联合国的新闻发言人用她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回避了他们的责任，与克里斯多夫相比，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胆小和懦弱无法不让人唏嘘。至于其他只求明哲保身的大国，我们更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从电影反思历史

历时一百多天，八十几万受害者，我很难相信这样的场景真正存在于卢旺达的历史中，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20世纪的末尾，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们自诩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图西族人的悲剧让我又一次怀疑所谓“文明”究竟是好是坏。无论如何，这场悲剧将永远存在于人类的苦难史中，成为我们沉痛和悔恨的记忆。从电影回到历史，18年前的四月天，必定是阴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