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下的诗句，1965年完成，1967年发表在诗刊上。1975年5月27日后的几个月，因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反复引用它，使它成了传诵最多、影响最广的名句。

这次登顶成功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女性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

找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留下的证据，“中国人最早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得到世界公认；

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度确立珠峰高度；

多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国经济状况、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甚至登山队员们补充热量的巧克力都需从国外进口，在装备、后勤、组织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登顶成功堪称是一个奇迹。正因如此，它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地标，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感谢《攀登者》将这段传奇搬上银幕，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理应牢记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背后，是人类的勇气、忠诚、热爱与奉献，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这些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作为艺术作品，《攀登者》对具体史料会有取舍和剪裁，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也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但愿本文能对理解本片有所帮助。

为什么苏联教授写信质疑首次登顶

在《攀登者》中，主角方五洲（吴京饰）作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却遭苏联教授写信质疑，这成为压在他心头15年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不少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教授要写这样的信？

一般认为，珠峰北坡难度的攀登难度大于南坡，人类从南坡登顶珠峰后，几十年来，多次试图从北坡登顶，均告失败。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苏联表示愿组织联合登山队，和中国人一起攀登珠峰。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一起攀登了苏联的团结峰（海拔6773米）和十月峰（海拔6780米），中国派出4名队员，与苏联运动员成功登顶，此后，中苏联合登山队又先后登顶了几座高峰。这大概就是《攀登者》中，方五洲等人赴苏“学习”的经过。

为此，我国成立了中国登山队，计划在1960年5月登顶。

然而，中方很快发现，苏联想独享首登成功的荣誉，遭中方拒绝后，态度开始冷淡。当时我国尚不具备航测珠峰的能力，便向苏联购买两架新型飞机，但苏联反复拖延，并提出一个奇怪的借口，称苏联登山队已解散，暂无法与中国登山队合作，登顶时间应推迟。

反复沟通无效后，中国登山队只能靠自己。

1960年，中国运动员在没有航测、没有线路规划，甚至在冲刺阶段没有氧气、没有食物的前提下，完成了登顶壮举。

在《攀登者》中，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为突破第二台阶，曲松林（张译饰）光脚攀登的细节，这段其实特别有当年攀登者英雄屈银华身上的影子，他为此失去了10个脚指头和1根手指头，戏称自己成了“小脚老太太”。

苏联教授刻意挑刺，是嫉妒心理在作怪。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成为《攀登者》中重要的故事线之一。并艺术地处理成方五洲为救队友曲松林，不得不抛弃摄像机，曲松林因此对方五洲充满怨言，也为曲松林后来冲动决策提供了心理基础。

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处理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对历史事实有所改动：其实，中国登山队当时带了摄像机，但登顶时正赶上夜晚，无法拍摄。下山时，在海拔8700米处又拍了两个镜头，但拍摄技术不高，镜头晃动而模糊，这是那次登顶成功留下的唯一胶片证明。

中国登山队在山顶留下了物证（五星红旗包裹的毛主席像），后来国外登山队从南坡登顶，未发现这些物证，因此国外舆论一度不承认这次登顶。

但中国登山队在第二次登顶时，找到了当年的物证，如今，国际上已承认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登顶时，为测量珠峰高度，中国登山队在顶峰中心点竖立了觇标，过去登顶需360度环绕拍摄，才能得到国际承认，现在只要和觇标合个影，就能被承认。

为什么非要赶在当年登顶

在《攀登者》中，中国登山队一度遭遇挫折，错过了登顶的窗口期，气象科研人员徐樱（章子怡饰）认为当年窗口期比往年多3天，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再度尝试，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这一情节，可能有观众会认为：人命关天，第二年再登顶不行吗？这是不是剧本中的一个BUG？

这就要还原历史背景。

1972年，中国登山队重建，原计划在1976年攀登珠峰，但1975年，日本登山协会宣布，田部井淳子计划在5月登顶，如果她成功了，她将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为抢在日本人前面，中国登山队提前了登顶计划（原计划在1976年5月登顶）。

气象部门曾警告，4月会有大风，不适合登顶。中国登山队为了抢时间，以致第一次冲击失败。5月5日，再次冲顶时，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不幸牺牲。在抢救过程中，原计划冲顶的主力女队员桂桑、扎桑体力耗尽，已无法冲顶，不得不和另7名男队员下撤。

邬宗岳当年已40多岁，体重上升，被队友戏称为“邬胖子”。他扛着摄像机跟在突击队后面，可能是为了拍摄效果，他未与其他队员编组，因此在掉队时未被及时发现。

邬宗岳牺牲延宕了中国登山队冲顶时间。5月16日，田部井淳子登上了珠峰，比中国队早了11天。所以中国登山队选择当年登顶的方案。

潘多创造了历史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成员登上珠峰，其中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潘多当年已36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体重增加，上山前因又一次怀孕，刚做完人流手术，所以未被列入主力队员。做完人流手术归队时，中国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潘多直接参加了后几次适应性行军，爬的距离相对少。登山队照顾她刚做完手术，只安排她运输给养。同伴不让她负重，所以她背的东西较少。因此在冲顶时，她成了当时体力最好的女队员。

虽然潘多登顶时间晚于田部井淳子，但她同样创造了历史。毕竟当时中国登山队仍没有详细的登顶线路图，运动员只能凭感觉前行。当时第二台阶依然难以突破，在此次登顶中，中国登山队架设了金属梯子，使后来登顶的难度大大降低。

登山对团队配合的要求极高。1960年第一次登顶时，中国登山队被冻伤了50余人。1975年时，为确保登顶成功，大量后勤保障人员虽然也具备登顶实力，却甘愿付出牺牲。比如后来在武警总院妇产科工作的邢玲玲，负责将给养送到7900米营地，当时营地尚有20多名队员。晚年她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遗憾：“就差一点，就上去了……”

《攀登者》中还记录了夏伯渝的故事，他在这次冲顶时被冻掉双腿，但晚年戴着假肢，终于在2018年成功登顶珠峰。

影片中包含的那些历史细节

在《攀登者》中，不少细节来自历史：

登山靴：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的登山靴用鲸鱼皮制成，特别沉重，这就可以理解，片中登山者为何行进速度缓慢。此外，行进中，脚趾要经常挠一下鞋底，保持血液循环，否则很可能被冻伤，这也影响了行进速度。

编组：在《攀登者》中，登山者采取了编组行进的方式，彼此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一般是4人一组。编组登山是当时苏联的标准操作，以对抗滑坠，但从结果看，编组反而加大了伤亡，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常用。

化石：在《攀登者》中，方五洲送给徐樱一块从珠峰上获得的海洋化石。珠峰所在地区原是海洋，即喜玛亚拉古海。1924年，首次发现了海洋化石。不过，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带回的9块岩石标本是奥陶纪灰岩。不过，据曾参与攀登珠峰的人介绍：“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营地，你可能会随手捡到一块海螺化石。”

第二台阶：在《攀登者》中，对第二台阶有较多刻画，从北坡登顶珠峰，最困难处在第二台阶，海拔在8600米左右。英国人曾7次尝试从北坡登顶，始终未能突破它，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这里架设了金属梯子后，北坡登顶难度大大下降，超过1500名登山者使用过“中国梯”（2007年，在此又修建了一个新的永久性金属梯，“中国梯”被收藏）。

珠峰高度：在《攀登者》中，多次提到重测珠峰高度，并展现了觇标的影像。1975年，中国登山队不辞劳苦，将5公斤重的觇标背上峰顶，正是为了重测珠峰高度。此前英国人曾以印度为海拔基准，为珠峰测量过身高，1975年，中国科技工作者以渤海为海拔零度，测出权威数据，即8848.13米（2005年，又有新的测量数据），得到国际公认。测高背后，有维护主权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冲顶时，只有侯生福一人带了摄像机，而侯生福并非专业摄影师。幸好测量队有40倍望远镜，在一个观测点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像师拍下了冲顶瞬间。

珠峰的风：在《攀登者》中，较多展现了珠峰上狂风的威力。其实，受海拔影响，珠峰顶端70英里/小时的风力仅相当于海面40英里/小时的风力。当然，珠峰顶部的风确实很恐怖。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

在《攀登者》中，反复提出一个根本之问：人为什么要登山？

其实，老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早有回答：“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 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渐行渐远的传奇，随着“商业登山”活动风行，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其中绝大多数是业余选手。

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的事，现在普通人也能做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不论做什么，开路者总会承担最大的风险，后来者则容易得多，如果大家都等别人去冒险，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无法进步。

不否认，在物质保障、科学决策、关注个体价值等方面，已经今非昔比。作为后人，我们很容易发现前人的疏忽与不足，他们并不完美，但我们也应反躬自问，是否还保持着他们同样的勇气？是否还有他们那样的奉献精神？

所谓强者，就是能战胜所有困难的人。人人向往富裕与安定的生活，但不应因此降低精神品质。遥望曾经岁月，我们常常被前辈们大无畏的气概所震撼——他们不为一己得失而失魂落魄，他们在不断寻找更高的山峰，因为他们坚信一定可以征服它。还有什么，能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更好地概括这种精神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他们能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表面看，《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历史，但更深去体会，它其实回应着时代的问题：除了庸庸碌碌、每天重复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活法？人能不能活得更豪迈一点？

即使不提TVB【天与地】雪山食人 四缺一 就前段时间的【徒手攀岩】 也很难说是单纯的励志 我更愿意称之为反向的自毁情结。而李仁港导演的【攀登者】只能说是【蜀山传】的新中国版本。雪魔每十五年重现江湖（虽不知他为何如此有时间观念）人仙魔的三方地界需要重新划定。吴京与张译领衔的团队应该是人与仙 前后辈的杂糅 只是成分划分并不明确。而张译的角色本应最容易黑化 摄影机就是他的心魔 假设他再面临一个情境 在摄影机与整个登山队之间做出生死抉择 他大概率会选前者。但出于多重考虑 后一次他因为脚伤 连上山的机会也没有 一方面避免黑化 但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 于是摄影机和这个角色本身不免由鸡胸紧缩成了鸡肋。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像【拯救大兵瑞恩】式焦点明确的道德与伦理拷问。胡歌与井柏然算是后辈新一代 或者说是还没开窍的凡人 但可惜的是 被安排为还没开窍就打回了原形 只能靠吴与章一对老前辈出来收拾残局。说到底 还是回到“仙侠”片的历史遗留老问题 无法处理好神仙与凡人间的分类 能力 转换等问题。在2001年【蜀山传】的十八年后 章子怡老师依然演了个仿佛是游离的局外人角色 而吴京老师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再给别人 当年降临到他头上的开窍机会。

感谢那些喷子，让我再一次梳理细节，发现它更烂的细节。

希望不要太大失望就不会太多，提前半个月买票，为了我胡，期待了很久，特地赶回来看这场电影。结果糊了我的脑子的剧情，看的尴尬癌都犯了，这么多年头一次提前离场，看到终于登顶了，心想我去终于结束了，可以走了。

给一星不能太多浪费了这么多演技颜值在线的演员，本来是部很励志很具有时代意义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的电影还特地在国庆70年上映，结果偏偏尬的恋爱剧情拖沓多余，让我看的直接想2倍速快进，男的都在登顶黑糊了，女的还可以白白净净跟个傻白甜一样是什么鬼？不是在同一个藏区？？？还有李国梁和黑牡丹极度尴尬的暧昧和吻，让我不忍直视！！！完全是黑化女性角色只会脑残拖后腿，天天没事尽想着怎么搞暧昧。开篇太多徐樱和五洲的爱情萌芽故事，而且以徐樱口吻来叙述开头那40分钟剧情看你俩在谈（暧）恋（昧）爱（期），就让我不耐烦了，what?我来看了部爱情文艺片？花点时间说说被不承认如何坚持励志的不放弃努力不好嘛？偏偏去谈情说爱，合适吗？特别最后一次登顶二级阶梯上去的时候，通的那通电话，看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打着打着电话她竟然喷血了，我都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爬上去的没死，下面一通电话反而死了，那五洲为了救你受伤，李国梁主动请缨带队上去结果死了是什么鬼？

关键时刻小情小爱，我就想拖出编剧来问问你咋想的呢？我一点爱国主义情怀没感受到，是我的问题嘛？本该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剧情，我以为开局的高潮原来就是全剧的高潮了，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个什么？我是真的超期待，毕竟卖力的宣传了这么久。这么恶劣的环境拍摄演员们都牟足了劲。这么松散的剧情，贯穿的主线励志登峰这件事也变得敷衍。三段cp都尬到不行，我胡那个更是多余的感觉。劲添乱的没上去腿也瘸了。

不要去看了，全剧高潮智商在线也就开篇10分钟那剧情，剩下都凑合，偶尔来点打鸡血，分分钟想离场。难怪排片这么多上座率确低于同档期另外两部电影，是有原因的，编剧导演的锅，演员就不要背了。而且后期不走心，连口型都对不上，当观众眼瞎嘛？硬伤bug就不用说了，8000多米不喘气，搭梯子分分钟搞定，怎么想的走点心行不？谁给你们勇气拿出这样片子忽悠观众来的。不是说要求过高了，而是你拍片用了如此强大阵容，宣传起点打的就是爱国励志情怀勇攀高峰，不然我看的啥？电影名如果说是《珠峰绝恋》那我肯定不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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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正式上映已经是第五天，争议非常大。口碑和票房有目共睹，已经提前退出国庆档的三家之争，可以说没有黑的必要了，那些个说买水军来黑电影的你们可以闭嘴了，这就是拍砸了的电影。不管我之前有多喜欢演员，有多期待这个题材，我都不能昧着良心说这是部诚意之作，它的问题显而易见。

1，硬伤。口型对不上，其实一开始没注意到这点，我都在顺着演的看剧情发展和台词，为什么掐台词，因为有个习惯，一部好电影好剧本一定会有经典台词打动你，我想记下来。结果是我看了大概一个小时，没有什么深度广度的台词让我印象深刻。剧情乱的可以，特别是尬恋爱的我就没耐心了，李国梁和黑牡丹那段，到了吹口琴那里，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不仅这段，徐樱很多时候也是口型对不上，想跟朋友吐槽，才发现她已经在玩消消乐，旁边的人都在玩手机。回来后翻看很多同反应问题的评论才知道，这部剧后期配音剪辑改动了很多剧本台词，就投机取巧的以为这样能糊弄过去，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主题。偏离主题是最最致命的。要知道这是部主旋律爱国主义题材的励志片，就像电影名一样《攀登者》，你最起码要让我时时刻刻记住这部电影的主旋律不出戏吧。一开始60年三个人登顶那段我很感动，因为看过之前演讲这是当年真实事件基本还原了。 做了个铺垫我以为全剧就这么励志的开场了，结果画风一转，到了徐樱的口吻开始来叙述她和他的暧昧爱情故事……what？我有看到演员有很努力的在演，但是我不是来看文艺爱情片的啊，如果这是部电视剧，这样篇幅写爱情，没问题你有大把时间去说这是以小爱衬托大爱，但问题这只有短短一个多小时《攀登者》，不是叫《珠峰绝恋》的电影。

连我觉得最应该重点写的60年那次登顶因为没有影像资料结果不被世界范围内国家以及登山爱好者承认的感受都是以徐樱口吻来叙述，特别是连自己教的学生都开始质疑的时候电影就安排徐樱一句话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上课……我佛了，另外两个更是，一句话都不吭，曲松林把这账就记在了五洲那儿觉得当时不应该救他应该救相机，然后事事对着干，最后还害死了李国梁才猛然醒悟，这是什么脑回路剧情？？？

要知道这个点的重要性，当时登顶除了征服最高峰个人成就之外，承载着国家在战后积贫积弱被全世界看不起群嘲的情况下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这个点难道不应该重点被突出嘛？

当时南珠峰已经有人登顶成功其中就有尼泊尔人，国际上不承认这是中国领土，群嘲并认为没有中国人能到达这个地方。中苏本来联合登顶但50代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专业登山人员，在当时条件下，登顶几乎成了不可能，而且我看的其他评论也有说，当时条件下的专业登山设备是要国外的，没有其他国家提供，要在香港兑成外汇后购入，这个点难道也不该说？

实际上电影演的是什么？五洲带着徐樱去废弃工厂上演了一段人猿泰山似的攀爬，上去一大段表白前奏，硬是没说出口表白……还有被下放到工厂做锅炉工被人砸玻璃群嘲，徐樱冲出来比五洲还激动的骂街鸣不平。然后转身去了苏联学习15年……想表现啥？！

国家都大篇幅报道了三人登顶予以肯定了，国际上不肯定就算了别人口没法封，自己国家的人不承认倒是被重点突出来了，是想说自己国家的人凝聚力向心力都不够嘛？

3，原型。都说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觉得被黑的最惨的就是黑牡丹这个角色原型——潘多。 //b23.tv/av66024786/p1 具体可以参考以上纪录片，

//baike.baidu.com/item/%E6%BD%98%E5%A4%9A/5742945?fr=aladdin

以上百度百科简介

这个人物原型是藏族女登山员潘多，1975年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女性。她在36岁刚生完三胎6个月奔赴参与登山组织训练，从运输队转到登山突击队，她在之前登山得了雪盲症并且脚指头截肢了，而且她丈夫是她的引路人更是并肩前行有些共同目标的队友。然而电影里拍成了什么？乱闯别人房间翻设备，训练时无脑提前掐秒表以为是在帮心爱的人，特别是掉下去帮李国梁胡乱一通人工呼吸尬的呀不忍直视，就这样最后竟然登顶了？请问她怎么训练的就能登顶了？她一开始不是后勤的嘛？

4，个人英雄。这部电影有几个打鸡血的镜头，第一五洲3分钟内完成整套训练，不得不说吴京武戏很棒，真的很能扛实打实的拼出来的，这个点我也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鸡血打完后，曲松林都说了他对李国梁会要求更多是因为他觉得李和当年自己一样承担着扛起相机纪录登顶的重要作用，那我顺着这个点是不是应该看到些最起码李国梁为了这个目标努力点训练的镜头，然而我看到了什么，他和黑牡丹的眼神感情戏，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导演怎么想的，应该激情澎湃的时候来谈谈感情恋恋爱？就像是刚燃烧起来的火苗啪一盆冷水浇下来凉了。

还有五洲为爱扛起小雪山，飞跃小断层，那是海拔六七千米的地方，不是平地可以跳跃的小水沟，穿这么厚重的登山服那就要有点常识性的剧情吧？还有就是在五洲为爱扛起小雪山的时候注意到了，徐樱的妆容，当时我就跟我朋友吐槽，你看下章子怡眉毛眼睛嘴巴妆容有多精致，白里透红的皮肤多好。有点常识都知道在藏区高原上太阳直射环境下不要说长期，就算待个几天也会肤黑高原红吧，章子怡带领的一队气象观测组我只有一个词形容她们——洋气。

不得不说国际章演技可以，但是对待角色严谨的态度真的没有以前好了，她之前《我的父亲母亲》不是不能放下身段演这类似妆容的角色，但是到这怎么就这么不严谨了呢？

还有最后一段她们俩占用军用电台在即将登顶的二级阶梯上谈情说爱开始表白，不顾同气象组同时劝阻，展开一段脑回路清奇的对白（表白）想要拔高主题攀登没想到观众口碑一致差评，唉……

5，讲讲我胡。对，我是因为我胡买的票，从《琅琊榜》之后没有很出彩的角色了，我被策宣暴风式洗脑的安利来看我胡的表演。我看到半个小时我胡十几个镜头里寥寥数语的台词，最后第二次登顶被迫全组下线还是在经历风暴这么惊心动魄的一晚，没被大风刮下来的登山队，因为我胡下来了。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剧情会顺着我胡因为有家族遗传可能得马凡综合征，然后有一段为了梦想和挑战自我的励志故事情节，可是我看到了什么？添乱的把烧水壶打翻又英雄主义式的把睡袋割开让给队友因为觉得愧疚把她烫伤？

尽管我很敬佩原型人物——夏伯渝前辈。真人真事太励志了，可是被电影拍出来我怎么一点感受不到他励志。夏老当年是为了帮助同队伍有丢了睡袋的藏族小姑娘，认为自己体力好没问题，把睡袋让给了别人。可是导演非要安排这个打翻水壶这个情节，是不相信人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嘛？

//baike.baidu.com/item/%E5%A4%8F%E4%BC%AF%E6%B8%9D/8166977?fr=aladdin

以上百度百科夏伯渝先生简介，真的里面随便一个人拎出来就看个人简介都能让我感动半天，电影拍成了啥？

6，保护摄像机问题。感谢这位大哥不厌其烦的去给低分评价影评里面贴评怼，不然我差点忘了这个bug。

他原话：评一星二星的大都没说到捍卫祖国背景下的“保护摄影机”这个整部影片的核心情感，张译对吴京那么多年的恨，受张译影响做选择的井柏然的牺牲，都跟能证明当时登顶珠峰对于捍卫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 说明他们根本就没完整的把这部电影从头看到结束，了解个表面就准备了黑稿去领赏了。

我呢，最讨厌无脑上来就怼的，这个有点脑子，但是无脑认为我写个影评黑可以领赏的，你怎么不说五星吹的都可以领片方赏钱呢？一看就根本没看我写了什么没针对回复，不敢正面硬扛这些问题。那么我就针对你说这问题来说说这个bug。第一次登顶，队长先死了，临死前任命五洲为队长继续攀登。三人登顶，曲松林差点挂了，这一段英雄式救援也算惊险刺激了。作为队长他选择了救人，相机给丢了。对，没错，丢了……然后因为这个登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承认曲松林把全责算在了五洲头上，包括对再次登顶和自己一样背负着同样担子的李国梁要求严苛，甚至间接害死了李，突然间醒悟过来自己错了，最后在五洲准备最后一次登顶，态度360°大转，不许上，太冒险，太危险……what？所以张译这个角色和主角是从头扛到尾，要我说就是赤裸裸的反派了吧，我说进，你说退，我说退，你说进，偏偏对着干。五洲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就像他们那晚上三人交流一样，五洲问了他换做是我处于那个情况你会怎么选择？他还是固执己见。他这个角色应该不是经历过一两次登山，也不是见过一两次牺牲吧，他会不明白相机和人谁更重要在可选择情况下，况且救回相机是谁都会用的嘛？能保证之后就能成功登顶？？？这个问题他想了15年都没想通是有多固执，结果李国梁牺牲了，他能在海拔六七千米的甚至不确定的地方快速找到并带回尸体迅速醒悟，导演的逻辑是什么？

然后说到李国梁的死，也是大bug，在二级阶梯即将登顶，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就因为拍个照，天降横祸迎面砸下来个氧气瓶，他下去了，掉下去了，最后到了悬崖，另外3队友努力拉不上来，然后李国梁挣扎把相机扔给了他队友让他们继续登顶，自己割绳子掉下去死了。导演其实不安排他另一个队友也掉下去这个点，我都不会想起来吐槽，你是怎么想的，3个人拉不上1个人，结果2个人能拉上来1个人？那这次他们选择了保护摄像机，他们又是怎么没有继续登顶？怎么下来的，都没交代清楚，那李国梁牺牲意义何在？就为了让曲松林幡然醒悟，给最后五洲登顶做铺垫？这脑回路剧情怎么想的？硬加戏拼凑的嘛？

//baike.baidu.com/item/%E5%B1%88%E9%93%B6%E5%8D%8E/4184236?fr=aladdin

曲松林原型屈银华前辈参考资料

总得来说我不否认这些为这部电影辛苦付出的人，是很多人的心血。就像其他up主说的，如果演技满分100分我会给这部戏演员200分，但是同样我会给这部剧的导演剧本剪辑给到负200分。没有同情分一说，它拍出来给观众看就要接受市场接受观众的检测。好的作品会让观众有很多反思和警醒，相反就是因为不尽人意才会让电影制作人和投资者更加深刻反省，观众已经没这么好糊弄了。当初找李仁港就应该全方位考虑清楚，不是守时省钱就行能拍，周期短制作糙以为大牌加持就能忽悠观众，真的是可惜了好演员，浪费了好题材。但是我感谢它让我这么认真的思考一部电影，然后真正的从各种史料去了解那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被电影糊弄过的剧情。这影响了我对历史题材作品的更高要求，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对事实和史实类题材作品再创作如此要求严苛，因为不尊重瞎编才是最大的伤害和对观众的不负责。

那个年代很特殊，国家刚成立，西藏刚解放，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可是确赶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十年文革，国际外交上的压力，雪上加霜的环境，可以说异常艰难，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的就是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一致的时候，从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个角度以小见大可以很好的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永不放弃攀登顶峰的决心，让我们感受到前辈们的努力换来的我们今天俯瞰世界的角度。因为我们没经历才更需要优秀作品来引导，可是导演并没有让我看到这个点，才会让我感到如此的失望，全程更像是五洲的个人英雄表演秀，动作戏好可以加分，但是一味的只强调这个还强加爱情只会让人觉得导演这部戏格局太小。

还有在下面怼我给1分不道德，你说作品可以，上升到人会显得你自己很low，毕竟不是我一个人说电影不好，而且我认识你嘛，谁给你这么大脸评价我人品。我花了钱买了票看了部让我觉得不值膈应的电影还不能说了，不说是会让更多人一样膈应。你要是觉得好请自行梳理好这部电影的优点，安利更多人去电影院观看，这是最有利的支持，不是一个劲骂街似的乱吠，跟得了狂犬病一样见人就咬。有本事自行写一篇好好洗洗自己脑子看能不能憋出一篇原创安利，不要当伸手党。

最后我想说阿来的剧本不是电影这样拍的，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内容就是徐樱和五洲是结婚了，并且五洲收到了通知再次登山的时候，徐樱不让去但是并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最后还是在儿子一岁多的时候自己也跟着上了珠峰成了气象组一员，懂吗？这才是舍小家为大家好内容，不让去是人之常情，但是不告诉，最后跟着去是最大的支持是大爱。。。

//b23.tv/av69334247/p1

视频转自bilibili@轩邈Elias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完整的珠峰北坡登顶，从冰塔林、北坳到大风口…以及传说中的第二台阶和“中国梯”，身为登山片爱好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攀登者》是国产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论特效水平和专业程度，不输给《垂直极限》和《绝命海拔》。而且影片还让观众看到了两次登顶，从1960年的3人到1975年的9人，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传承，意义超越登山运动本身。

真实的历史只有比电影更艰苦，更加悲壮，当年克服万难的攀登珠峰，每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荣誉感，“唯有牺牲多壮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令人泪目。影片为了戏剧性做了改编，但还是基本忠实呈现了两次登顶中的真实状况，如屈银华搭人梯冻坏脚趾，营地帐篷被风吹走，二登搭建“中国梯”，以及夏伯渝为保暖他人双腿截肢等，遗憾的是刘连满没在片中登场。李仁港把擅长的动作戏集中在了吴京身上，危险处命悬一线，紧迫感扑面而来。虚构的两段情感戏见仁见智，与其说是想让人物更丰满，不如说是补充了气象、医疗和后勤等支援团队的形象，历史上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最能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雪山大全景的“航拍”中荡气回肠。

剧本结构上，“保护摄影机”才是整部影片自始至终的核心情感，60年的遗憾到75年来弥补，由此关联起张译与吴京、井柏然之间的对手戏，也构建起了角色的性格和命运，所有的拼搏，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看到队友们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在我们自己的珠峰顶上。

P.s.映后还见到了屈银华（片中张译原型）的女儿和夏伯渝（胡歌原型，四十年后终于登顶），亲身讲述当年的故事。当看到夏老把裤腿拉起来，露出假肢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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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人问起，那再转帖下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的。 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 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 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 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不惜一切代价” 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总理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前进？后退？还是原地休息？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凌晨登顶 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

可能对这片子的期待太高，说实在的有点失望，配音跟口型看的着实难受，演技不可否认的，确实有，感觉这部戏就张译最入戏，但是节奏太乱，最搞笑的就是，训练部分居然这么少，导演把爱情拍的比登山还重要，爱情戏份太过突出，说好的攀登，一集下来一大堆爱情戏份，完全对不起片名，正如评论里说的，应该改名叫《珠峰绝恋》。

电影是浓缩时间的艺术。

一部优秀的电影，每一秒钟、每一个镜头、每一段情节都是导演编剧匠心独运的设计，为的是一步一步将观众的神思引入超越时空的胜地，直逼他们的“核心表达”。

可这部《攀登者》电影里，“浪费”处处可见，浪费可耻，导演出来挨打。

1.主线突兀

电影中共有四次登顶计划。第一次攀登是“铺垫”，正因为没有拍摄影像资料的遗憾，所以有了后面的故事;第二次是“启航与发展”，老一辈带着年轻的一代磨炼成长，然后在实战中遇到挫折，这一次的“出征”情节也是符合戏剧发展段落的;第四次是“高潮与结局”，是完成使命的见证，是家国情怀的情绪最高点。

可是第三次李国梁带队的征途，意义在哪?当这位年轻的攀登者意气风发提交了新方案，带着队伍登上顺利地来到第二台阶，然后轻而易举地——挂了。就好比点燃了烟花，你期待着它在天空中盛开，可它只在空中闷响了一声。

导演这里其实希望表现的是因为曲松林的冒进决策导致的重大牺牲，但在第二次登山过程中，冒进决策已经让突击队承受了很严重的后果了，连着两次重大决策失误，竟然整个队伍没有人阻拦，感觉登山像儿戏一样。

而且这次登山，只是改变了曲松林这个人物的个人想法，并没有对后续的攀登战略选择有改变。事实上，方五洲的第四次登山依然是没有扎实的气象数据支持下的坚持攀登，依然也是一意孤行的。

所以，第三次登山，既没有超越前两次登山的精彩，也没有制造冲突和矛盾对情节有推动作用，还让一个被观众寄予厚望的角色黯然离场，我觉得这段很失败。

2.群像单薄

虽然胡歌、井柏然的脸投在大银幕上很帅，可是这他们塑造的两个人物也几乎是浪费的(没有吐槽演员的意思)。

仔细想来，突然发现，他俩是低配版的方方五洲啊。

方五洲的人物形象是什么样的? 有家国大爱、一腔孤勇、富有智慧、身手矫健、责任感强，以及一往情深的。而李国梁和杨光不也是这个形象吗?连柏拉图之恋中的那股纯情劲儿都所差无几，他们身上异与方队的特性，观众们没有看到，所以这两个人物挺没意思的。

我本以为那么大篇幅去刻画年轻登山员们，是因为他们和老一辈的差异或者超越。

比如上面提到与主角相异的人物形象，比如在分工领域内更专业的能力;比如人生信念等等。

参考《流浪地球》里的李一一和老何，拥有主角不具有的专业能力和个性，对地球成功逃离太阳系起了直接作用，这样的配角非常有魅力，也让整个群像刻画更丰富。

3.支线莫名

无处不在的3条感情戏份，不仅长，还尴尬，尤其是黑牡丹和井柏然的偶像剧情节，在“山川星辰”的征途里显得格外调戏。这个吐槽的人太多，此处不做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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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这个题材实在有太多内容可以挖掘:捍卫国土的热血，在冒险中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人与自然的关系沉思，山川星河下的浪漫(其实那段登珠峰的历史本身已经足够精彩)......可在李仁港的故事里，太多情节的突兀，让观众面对着演员们的精湛的演技，怎么也无法入戏。

我希望国内未来还有主创团队愿意继续挑战这个题材。正如方五洲第一次登珠峰没有录制影像资料一样，这部《攀登者》留下了一些的遗憾，也许这种遗憾会驱动着更多电影工作者去再次把摄影机对准攀登者们，完成对前人作品和电影艺术的一次次超越。

“山就在那儿”，会有人去吗？

(小声说:豆友们可以关注我，一起聊聊电影，唠唠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