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好运

这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草原上经历了一场大火的吞噬，最后的水源也已干涸，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宣告终结。”当一个忠厚老实略缺磁性的声音说出上面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没错，国嘴赵老师。他的声音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代言。在影像资源匮乏并且被垄断的时代，他成功的成为了一个国家级的传声筒。扯远了，今天要聊得也是一国嘴，不过是美国的国嘴——爱德华.默罗。

电影《晚安，好运》是好莱坞著名光棍乔治.克鲁尼执导的一部以爱德华.默罗为主角的影片，影片集中反映了默罗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战役，和参议员麦卡锡的斗争。整部电影以黑白为基调，大量采用了当年的纪录影像，试图重塑这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在那段岁月里的形象。

1908年4月25日，默罗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基尔福德郡，废奴主义家庭赋予了他追求真理的无畏。1930年，默罗从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到纽约国家学生联合会工作，随后又就职于国际教育协会。1935年，默罗进入CBS，两年后奔赴CBS在伦敦的欧洲部，负责报道二战时的英国战况。而正是在伦敦的广播，为默罗赢得了声誉。正是他，在德国轰炸机在头上隆隆飞过的同时，为美国的人民带去了欧洲最新的战事消息，激励着那些还相信正义最终会胜利的人们。

战后回国默罗刚进入上层不久，他便辞职重操旧业，继续回到无线电广播话筒前，同制作人弗雷德•弗里恩德利一起创作并主持了系列广播节目“现在请听”。由于默罗的节目广受欢迎，随后他又登上电视银屏，主持了新闻节目“现在请看”。也就是在这档节目里，他对当时主持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参议员麦卡锡进行了可能是新闻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挑战。

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可能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最丑恶的一幕，他的方针和所采用的方法非常类似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运动，对一个有着近百年民主政治历史的国家，一个从建国之初就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国家来说，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个伤疤。但是，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却不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遏制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对外推行“冷战”政策。与此相适应，美国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成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先后有250万公务员、300万武装部队成员、国防订货厂商300万雇员受到了“忠诚调查”。根据美国国会陆续透露的材料，受到“忠诚调查”的美国公民，累计有1300多万人。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分歧的防微杜渐，成为了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历史契机。在防止左翼势力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方面，美国的政治界恨不得穿上防护服来躲避。值得注意的是，《忠诚调查法》是由民主党总统杜鲁门颁布，但麦卡锡却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所以说，麦卡锡主义的最终兴起，不是某个政治势力决定的，而是潜移默化中最终自然兴起。麦卡锡本人不过由于其过于有代表性的行为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代名词。

作为政治人物的麦卡锡，有着致命的缺陷。好大喜功，而且总是言过其实并常有不实之词。但那种疯狂的叫嚣和对紧张气氛的极力渲染却在无形中对民众形成了催眠，使得他能够畅行无阻。整个美国似乎都相信，如果没有麦卡锡，如果没有他的那些调查，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成为苏联的下一个加盟国。

而这时，以默罗为代表的一批保有理智和智识的人站了出来。默罗通过电视节目的方式，对麦卡锡的一系列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这样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因为麦卡锡随时可以利用默罗的话对他进行调查，而事实上麦卡锡确实也这样做了。在这里默罗显示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节气。由于时代的契机，他成为了千百万人都愿意倾听的声音，可是他没有滥用这种权力，而是用他的思考来启迪那些被麦卡锡张狂面孔蒙蔽的人们。

麦卡锡最终身败名裂，这是注定的。当人们赋予一个人权力来清除异己，那么他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也会成为被清除的对象。麦卡锡主义的失败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默罗的声音和他的反抗至少让这个过程缩短了，否则很难想象会有多少人会被麦卡锡罩在网里。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里为默罗素描时说：“默罗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虽然这点很少有人知道”。我相信，默罗的保守主义在于他相信一些信条，那些建国者们费力构建的理想框架，那些关于自由的信条。这是美国政治的生命，对它保守，也就意味着保存着这个国家的血脉。

现实中的默罗没有被麦卡锡击败，却被自己从事的行业击败。他的节目被缩减，是因为要给娱乐节目让路。人民不再需要义正词严的说教了，他们希望在晚上能够休闲，能够轻松。于是，抽着烟带领大家思考的默罗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在《光荣与梦想》中关于默罗的素描结尾，曼彻斯特有点乐观的说：“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华.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会这样么？面对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我怀疑。

电影中的默罗表情很单调，有点不苟言笑。也许他正在思考自己下一次演讲的内容，只有思考，才能代表着我们还实实在在的存在着。

　　一、猜疑的年代

　　18世纪末的一天，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端坐着一众神父和红衣主教，他们传看着戈雅的画作。泛黄画纸上是一番狰狞的世界：狞笑的魔鬼，憔悴干枯的女人，因痛苦而痉挛的男人，笼罩着仇恨与无知的薄雾，粗糙土地上苟延残喘的生命。虽然早在15世纪，宗教法庭就开始把异教徒推上火刑架，但是所谓的圣战对于残忍的教廷从来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的势力需要更多献血的祭奠。于是，洛伦佐神父站出来，带领神父们以上帝的名义记录人们的窃窃私语，观察人们的举止，让每个“异教徒”都无所遁形。

 

　　这是“戈雅之灵”在开场展示给人们的世界，充满猜疑、质询、信仰规范。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评价音乐对宗教的影响，“音乐仅次于对上帝的爱，理应被颂扬为人类情感的主人和统治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音乐能和《圣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戈雅也用他的画笔记录着他眼中的宗教，巫魔们的夜会，传达着他的疑问与恐惧。

 

　　1957年5月2日，美国曾经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因为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气绝身亡，那场闹哄哄的 “麦卡锡事件”的影响余波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之后，对此事件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今日。2001年有金•凯瑞主演的“忘了我是谁”，2005年则有乔治•克鲁尼执导的“晚安，好运”。两部电影正好是从电影和电视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行业视角，讲述了身处“麦卡锡事件”中的人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调查，众口一词的指控。他们有些人逃离家园，随波逐流，有些人则坚守岗位，愤然抗争。

 

　　实际上，仅凭麦卡锡的一己之力，肯定不会将二战过后没多久的美国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二战后的美国，面对强大的苏联和日渐崛起的中国，开始变得焦虑重重。其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的人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干脆就把“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对于那些保守主义者来说，任何给美国带来改变的人都“形迹可疑”。在“麦卡锡事件”的前后几年间，联邦调查局辞去了378个人的职务，传讯了 2961人，初步控告了9097个人，全面调查了1万人的家世行踪，在300多万的美国民众中甄别权衡。

 

　　当戴维•利连撒尔被指责为曾包庇过共产党时，他掷地有声的回应这些捕风捉影的指控，“这些人不管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竟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共和党忙着搞他们政治上的迫害，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人们的人权。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到处搜集任何可疑的资料，证据不够就伪造证据，不给当事人辩白的机会就匆匆塞给他们一份认罪书，让他们签名了事。

 

　　这种行为与几百年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倒是惊人的相似。宗教裁判所并不直接执行或判决“异教徒”的死刑，而是把可疑的人关起来，折磨他们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法庭，并建议对他们处以火刑。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政治的问题可以交给学者们去研究，我更关注的是处在政治事件中人们的不同应对方式。

[戈雅之灵]

　　二、 忘了我是谁

　　“事实是，我从不是一个有伟大信念的人，一点都没有。坦白说，我认为我缺乏勇气。我不像路克• 川普，他让市集上的人群也关心那些事情。我从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想认识他。因为，我不得不对他说的感到诧异，我想他可能会告诉各位，这房间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并不是他誓死捍卫的美国！”——彼德•阿普顿

 

　　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业受到了电视发展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电影的狂热逐渐消退，他们更喜欢穿着睡衣，抱着甜品筒倒在沙发上，面对一个14英寸的荧幕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盛装打扮，举家出行，排很长的队到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电影人得想尽办法把观众拉回影院。

 

　　“忘了我是谁”就开始于一个剧本讨论会，形形色色的人对着彼德•阿普顿的剧本指手画脚，把故事修改的面目全非。他虽然非常不满，却也只能强颜欢笑。他毕竟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流剧作家，只能写些B级片的剧本，没有能力维护什么。

 

　　年轻时的一次社团经历让彼德卷入了不久之后的“麦卡锡事件”，非美调查委员会编制着关于他的一些谎言，并要求他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失意的彼德喝醉了酒，开车冲下了桥，并因此失去了记忆，顺水漂到了加州劳森镇的海滩上。因为长相酷似哈里•川普在二战中丧生的儿子路克•川普，他被爱子心切的哈里当成了生还的路克来疼爱。

 

　　彼德的出现让死气沉沉的劳森镇又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从二战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彼德不断融入了路克的生活，并拥有了路克的朋友、老师、恋人和家人，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和路克之间的不同。

 

　　彼德•阿普顿不是什么伟人，不是英勇赴死的斗士，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心只想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他从善如流，只求安静的活着。当路克迫不及待去拯救世界，彼德却乐得不用冒险。他宁愿卑微的活着，也不愿意伟大的死去，成为机枪扫射下的亡魂。他只想躲在电影的幻想世界中，一偿他的英雄梦，让故事中的男主角冲锋陷阵、英雄救美去吧，他只要默默在一旁欣赏就好。

 

　　我想，这不仅是彼德，也是大多数人面对事情的态度。人们颂扬英雄，却鲜少有人愿意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没人愿意做领头羊，开辟道路，为全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奋斗。为自己的理想还忙不过来，又有人愿意为别人的理想奋斗呢？

 

　　路克•川普在奔赴战场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回来。他深信，总要有人站出来守护家园，总要有人为了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梦想挺身而出。平时人们把崇高的理想挂在嘴边，可知道很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来实现这些信仰。

 

　　可毕竟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碌碌无为。我们这些平凡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在听证会上，主席显然并不想听彼德的辩解，只想听他念那份早就拟好的声明，敲敲他的小木槌就宣告结束，阿普顿就能滚出他的视野了。可是彼德并未像以往那样妥协，他选择站出来慷慨陈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

 

　　路克•川普在信中写过，“当恶霸强权兴起时，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去打倒它。这是个单纯的想法，但是已比任何事情都有价值。”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英雄。

 

　　彼德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哪怕他的作为无法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每个像他一样平凡的人都有可能变得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心中的话。就像最后，彼德对着胡乱篡改他剧本的顶头上司终于可以释怀而潇洒的说出，“这真是我听过最愚蠢的想法。”

 

　　其实，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只是他们都无法迈出第一步。就像加州劳森镇的人，他们都知道彼德并不是路克•川普，但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希望，一个幸福的启示。他们缺乏的只是一点勇气。

[彼德•阿普顿身上反映了平凡人的恐惧]

　　三、 晚安，好运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与阿普顿不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恰恰是在高射炮弹的轰鸣中屹立不倒的那个人。没有电视的时候，他就用广播在现场播报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灾情报道出去，没人见到他因为在身边爆炸的几颗炸弹而动摇。

 

　　在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迎来了胜利——麦卡锡的垮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佩利先生却因为他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他无奈且又愤慨的对固执己见的默罗说，“你该去教新闻学！”

 

　　事实上，默罗一直遵守并追求着他心中的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当不了总经理，做不了资本家，因为他不懂经营管理预算那套理论，更不忍心解雇员工压缩成本。他是新闻界的艺术家，精确的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电视媒体在默罗的经营中不再是娱乐大众的玩具，也不再是逃避现实、隔离于社会之外的世界。他兢兢业业，用真实的播报重现历史。你不会看到他挖什么明星的八卦，谈论当下的时尚流行，说些不切实际但是无伤大雅的笑话。他会去访问赫鲁晓夫、麦克阿瑟、安妮•李•莫斯等等。当记者们都指望着捕捉到艾森豪威尔幕后操纵之类的新闻时，只有默罗提议报道米洛•瑞杜维奇被空军扫地出门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觉得他是个倒霉的人，看看便过去了。默罗与其他人看一样的报纸，却能发现更多有待挖掘的真相，那些与西方文明价值标准相违背的事件。很多时候，真相不是被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只是被我们习惯性的忽略掉了。

 

　　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曾写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像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他并非像很多人想象中的满怀信仰，信守规条。他虽然是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他所做的正确事业，相信他所见到的真实。

 

　　当人们在疑云重重中度日，安慰自己说麦卡锡会倒台，等着他自己玩得过火的时候参议院去对他进行调查，只有默罗坚持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说话，认为儿子不应为父亲背负偏见。很多事情不该归咎于盟友、敌人，往往追根究底正是我们自己做错了，这是比被敌人击倒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环境的突变，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的适应现况，甚至由此“大出风头”，沃尔特•迪斯尼和伊利亚•卡赞便是饱受非议的两位名人，他们揭露了上百个圈内的好友或者相识的人，为了自保或者出于狭隘的嫉妒，这都不得而知。当记者们因为“身世不干净”而退出节目制作组时，默罗却带着他常有的语气，半认真半调侃地说：“如果我们都没看过所谓的‘危险’书籍，结交持“异见”的朋友，或者从不参加任何提倡‘革新’的组织，那我们就成了麦卡锡所期望的那类人了。”

 

　　当人们嗅到恐怖气息的第一反应都是逃避时，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因为这恐怖的气氛已经来到身边了，不能再任由他嚣张，否则人们将就此失去自我，成为了被人摆弄的布偶。

 

　　“晚安，好运”这个名字出自他做节目的习惯结束用语，“晚安——祝你好运”，像一个朋友临别前谨慎、真诚的祝愿。只可惜人们还是喜欢拿他手中犹如明星一般从未间断的香烟做文章，哪怕是播放他去世消息的时候，还不忘紧接着追加一条香烟的广告。不过，正如埋在地下的电缆一样，默罗的精神顽强而影响深远，真相总有一天通过这条电缆传到每家每户的电视中。

[你该去教新闻学！]

　　四、 光荣与梦想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945）

 

　　以上援引自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碑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92年开始屠杀犹太人，当年西班牙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说话。十年之后的1502年，宗教裁判所的屠刀又伸向了穆斯林，他们起义反抗，却孤立无援，只得被暴力镇压。从此西班牙成为了基督教在欧洲抵抗伊斯兰教扩张的桥头堡。历史在无形中，不断地重复，一次又一次成为了这句碑文的注解。

 

　　总有一些电影或者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也许，我们注定不是那闪耀的百万分之一，无法像默罗一样冷静沉稳，成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丰碑式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让自己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倾听那些孩子的呼喊。

 

　　平时，我们都是像彼德•阿普顿一样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但总有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抉择会让今后想起来都感到骄傲。谁都会犯错，但是一定要活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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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在美国掀起的运动，是一种“二战后遗症”。二战之后铁幕降临，两个阵营默默地一面恢复生产，一面加强对舆论和传媒的控制。在二战中，德国人把宣传工具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这让两个阵营都开了眼界。于是，即便是号称“民主”的联邦制国度，也被阴影笼罩——这层阴影并不是针对某种“主义”的剿杀，而是对“自由”的忧虑和惶恐。

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以及二战的洗礼后，任何一个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内遭受的创伤都很难在短期内治愈。创伤并非只是物理形态，精神形态的创伤，正如后来的“越战后遗症”等等名词，才是长期让人感到痛苦的。保卫自由是必须的，只是当麦卡锡开始挥舞大棒的时候，遭殃的往往是无辜者。PBS电视台的这档节目反映了这段反压迫的历史：当自由的概念被奉为神圣之时，我们究竟要如何去捍卫它？是把那些异端邪说一网打尽？还是把异见者统统放逐？当以暴易暴的方式开始盛行后，“自由”这面幌子也就失去了象征意义。

镜头下的麦卡锡，不断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异见者的材料，以此来恐吓和挟持民众与其一起“清洗”异见分子。每一个人，每一个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都是渺小的；尤其是考虑到麦卡锡的“证据”，或许这些“证据”只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但是没有人不会害怕，因为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自己不想为人所知的一面，也都不希望自己的不幸会殃及身边的人。大部分人的人心是向善的，而那些邪恶之辈则利用了这一点。

这部影片里，在第一期针对麦卡锡的节目播出后，编导们坐在吧厅里，等待着次日凌晨的报纸。在取报纸的那段时间里，周遭一片寂静。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却不知道是否是“适时”的；如果民众依然被麦卡锡的恐吓所蒙蔽，如果其他的媒体没有支援、不站在他们这一边，等到他们的或许并不只是“辞职”那么简单。

社会总会有伤痛，只是平复伤痛的时间可长可短。在一些专制的国家，高层领袖宁愿人民被愚化得忘记自己的伤痛，仿佛自己置身于一片祥云之中；在另一些国家，当镇痛剂的分量被加大到超过疼痛本身后，会有一些人首先表现出不安，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从沉睡中醒来。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从情景上来看，最好的翻译是“谢谢欣赏”。这既是一天的尾声，也是一段时光的尾声。

  电影不错，应该推荐给马猫猫这个搞“美国新闻自由”的专家——或许她已经看过了——还应该推荐给对美国的自由心存盲目艳羡的人士。
   那是麦卡锡主义当道之日，两大阵营对垒分明，意识形态不容马虎的时代。HC因为字幕太快有些提不起精神，恍惚中冲了一个盹醒过来，嘟哝一句“这个节目不就是焦点访谈吗”。他还真抓住了精髓，那个person to person节目就是在力图把贪图安逸舒适的电视观众从庸俗的节目中拯救出来，赋以社会良知、道义、责任。这是截然不同的目标诉求。不知道王志的“面对面”节目是不是受这个启发？
    这种反应过激的对垒状况对今天的美国也一样有隐喻作用，911之后中东人的境遇很有些五十年代共产分子的“颠覆与危险”，而且主观认定、偏见、无审判，最危险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蛊惑和煽动性非一般民众所能分辨，其中，电视的传媒作用不容忽视。
    喜欢电影的黑白片“调调”，历史感——虽然有点娇柔；还喜欢中间不时穿插的黑人女歌手的醇厚性感嗓音，那爵士乐带着无比的复杂、深丝绒一样的质感，大都市的颓靡、夜的活力、罪与美、灵魂的焦灼还有感官的娱乐……那同样也是电视可能带给你的不同特质与感受。

就音乐而言，作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爵士乐，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全片没有背景音乐，但爵士乐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武器。在每一次莫洛的节目播完后，爵士乐就会响起，快节奏的爵士乐，预示初步取得胜利的果实；慵懒的爵士乐，预示战斗陷入困境。情节的缓急，全得益于音乐的转换。举例来讲，在针对麦卡锡的节目第一次播出后，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坐在酒吧里整夜狂欢，这个时候的音乐是欢快狂乱的，随着黎明即将到来，音乐骤然安静，所有人陷入了沉默，大家都在等着次日的报纸，或者说心怀忐忑的等待着主流媒体的审判。
       其次，影片的背景音，也为全片增色不少。每一次节目录制时，我们都可以听到胶片的卷动声。这胶片声出现在沉默的录影棚里，没有突兀，只有和谐。此时此刻，莫洛在想什么，其他人在想什么，导演在想什么。。。。。这些都不重要，胶片声就是导演要表达的所有，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却使得气氛更加紧张。再比如，当大家得知麦卡锡将被参议员调查时，工作室里一片沸腾，可是当弗莱德里接到某个电话并将之传达给莫洛时，场景骤然安静，这一变化直击观众内心，声音的效果比画面更震撼，而随之，我们便得知了唐。霍伦贝克的死讯。再次，人物的对白也别具特色。本片声音简单，大部分是人物对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画面与对白不同步的情节，这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紧张的氛围。而在这些对白中，莫洛的语言最为精彩，在此也突出了他中心人物的形象。当朋友问他在今后与麦卡锡的“对决”中该当如何时，他说到“投石问路，静观其变”；当老板打来电话询问时，他说“我正忙着搞垮公司”；当麦卡锡发言之后，他的反击更加强烈，语言犀利且讽刺十足，机智而幽默，无畏且坚强。
       仅从语言一点上看，我们就可以窥见莫洛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素质。

巨多人对这部片不吝激赏，因为这一段“捍卫新闻自由或者说是为了个人权利与尊严而斗争”的真实历史，因为让他们想起了“南周”“新京”等等。而我不准备仅为一部电影准备讲述一个多么伟大的事实或观点就鼓掌。道理谁不明呢？谁说到人的心坎上，谁才是高手。仅从一部电影的角度来看，我只能说这片子“凑合”。

对于驾驭一个大的题材，乔治克鲁尼显然还处在摸索与练习的状态。方向是没错，越有份量的东西越无须花哨的表现。不过讲的实在有问题。看的出来，他手上有太多的材料可用，太多人的经历可讲，多到他完全可以讲出一个群体而非只是一个莫洛，可以讲出几个人的顽固怎样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转折。可正因为什么都有了，怎么取舍，才成了最大的难题。拍不好，是他的责任。

没取舍好的结果，就是自我分裂。莫洛部分非常明确，可莫洛之外的部分－－力挺莫洛的主编，CBS的大脑袋，隐瞒夫妻身份的一对儿，自杀的“左派记者”，因前妻而被调查的那一位－－都非常模棱。有些情节的出现完全让你跳开电影，心想这是在说什么，结果发现，它什么也没说出来。看似散淡，可不能真的散淡啊！拍得好的，总会在当时就有空间留给你去感受和呼应。什么都留到观众看完之后狂翻资料、总结思想的电影，对我个人来说，不是真正的好电影。

BTW：要我选择，我会把开头那么个长长的群像，放到片尾。

题记：
关于电视，默罗这样表述：这是传播工具，除了取悦、娱乐和隔绝并无他用。在信息瞬间达到和趋同的年代，怎样保护异端是权利，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
    ――――卡夫卡·陆（KavkaLu）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16/2/kavkalu,2006031622916.gif[/img]


默罗的这句话应该让所有中国的传媒人看看，拍苍蝇，逗蛐蛐你们都在行，可是老虎呢？我们已经没有了羞耻，我们兴高采烈全民声讨苍蝇，让一个有着心理缺陷的人处在语言暴力的恐惧中，这就是我们的仁慈和正义吗？宽容的意义是针对所有人的。
一位黑龙江的女士虐杀了一只猫，就有人搞的纷纷扬扬搞起“圣战” ，竟然还有人要悬赏50万捉拿她！你们想干什么？！
理性的意义在于让所有的人有说话的权利，网民的声讨往往只有激愤而缺乏真正的建设性意见，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说：武断地把人类分成黑与白，好与坏，绵羊与山羊，真正的信徒与异端学说，忠心耿耿与心怀二意――依据的只有一个“原则”并且以强力当作唯一的后盾，这是何等愚蠢，何其徒劳？!
人们有权保护小动物的权利，可是，这种有选择的保护是多么苍白，为什么我们要为了食欲屠杀食草动物，甚至对于娇小的鹌鹑为了美味而虐杀呢？男孩子小时候用开水杀死蚂蚁，钉死蜻蜓呢？
茨威格又说：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而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我反对虐杀，但是，我更反对针对以人的心理恐怖，网络年代一些人已经把网上论坛当成了垃圾桶，可是肆意发泄他们在现实里无法达到的怨恨舒解，在虐猫事件里更只得同情的是那位现在犹如惊弓之鸟的女士，你们难道就没有对于一个病人的基本怜悯，难道要让她变成疯子或者将虐杀向人才开心？！这同样是无耻的看客，在人云亦云的浮躁年代在电脑边YY一个道德卫士形象罢了！虐猫无耻，那么烫杀黄鳝呢？活取熊胆呢？
在网络媒体上，一边倒的舆论让一个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女病人备受心灵的煎熬，你们的行为和刽子手有什么差别，中国网络事件里“卖身救母”的那位的遭遇还不能引起诸位警醒吗？！广大传媒人员你们除了推波助澜，你们火上浇油，你们还做过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没有小动物保护法，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没有相关条款，那么她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条，无论她怎么了，首先她是一个病患，社会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怎样对待这些心理弱势群体。
从这个单个事件里，我们看到了从中的世界里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的盲从，这些盲从和传媒的取舍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虐猫事件，许多网民和传媒都用了“变态组织”这个词汇，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发展的几十年是在忽略个体不同的基础上的，生存压力和地位压力异化着善良的人性，在一个充满不择手段“竞争”的暴虐丛林，个体的罪责都是社会的责任，是谁让人变成了野兽！
我国精神病患的发病率是千分之十七，也就意味着一百个人里有2个显形的精神疾患，他们有谁真正关心过？
社会没有温暖是暴力和极端的起源，在一个找不到泄口的砼体里，精神的崩溃往往是由于社会本身缺乏人性造成的，我们的教育的失败在于人文教育的缺乏，谎话、无耻、献媚、龌龊和盲从让孩子们逐渐远离人的趣味。
救救孩子的心灵，就是拯救一个国家的未来。
默罗有句名言：我们不会被恐惧驱使进入一个无理性的年代，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成为人云亦云的鹦鹉。虽然，这很难。
不要相信没有对话的一家之言，那往往是不真实的，见风就是雨是十分幼稚的。
《晚安，好运》给我最大的启迪是责任和中立态度，记者是应该反应事件双方的立场，就像默罗莫斯妇人案里做的一切，平等的对话，相信公众有着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主观的下一个对错的定义，在这部电影里作为平行报道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他们至少是让对方充分说话，甚至连麦卡锡本人也必须对话。
没有对话机制的传媒和哗众取宠的传媒都是垃圾传媒，他们只是阉人的娱乐。
访谈节目非常容易得罪人，虽然真话的对面虽然没有火刑柱却也可能有着监狱和失去工作，任何国家真话都有代价，在这样高昂代价不是所有人能够有胆魄的
对于美国著名新闻人默罗而言，他是一个人，但是，他的正义感让他无所畏惧，这需要勇气。
面对压力，他同样有着孤独和犹豫。
电影里有这样的场景，镜头慢慢后拉，莫罗孤独地打着字，整个空间只有触键的声音，
他慢慢走向远去，空旷的走廊传来爵士女歌手Dianne Reeves幽怨的歌声，还是他在播音结束后陷在沙发里若有所失，这是BBC著名主持人莫罗在麦卡锡主义疯狂的日子里的自我形象。
在公众面前，主持人是代表着他的团队的，正义在一个被强权控制的世界里并不容易。
莫罗在对于麦卡锡的抨击时用了这样一句台词：那错处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
多思，理性，宽容，法制，这是一个文明人应该的态度。
我反对她虐猫，可是，她没有犯罪，在她没有接受心理测试的前提下一切的说法没有意义。
上帝庇佑所有的生命。

你们倘若看她不爽，唯一可以控告的正如云飞扬所说从非法音像制品入手，或许还有戏，至于她虐猫，她依旧无罪，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条上没有的你就缺乏依据判她有罪。

【附录：影片资料】
《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2005美国
导演：乔治·克鲁尼 George Clooney
主演：大卫·斯特雷泽恩 David Strathairn、乔治·克鲁尼 George Clooney、小罗伯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帕特里西娅·克拉克森 Patricia Clarkson、弗兰克·朗格拉 Frank Langella
片长：90分钟
个人评价：艺术性8，欣赏性4（良心的片子）

2006年3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02时35分云间 寒鸦精舍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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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开始看到是克鲁尼导的电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看，以为不会很好，结果却被电影里那种冷感摄影，那种golden jazz 的氛围，那完美复古的一切细节装饰，那铿锵的台词所感染到。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很用心的片子，不浮躁，也够深沉。我也很感谢克鲁尼用David Strathairn做男猪脚而不是他自己，因为克鲁尼的演技做不到那样老练成熟和沉稳，也表现不出真人Murrow的那种具有信念，理想，勇气，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传奇的气质（当然长相他也不太像Murrow本人）也很感激克鲁尼很有眼光的选中了Patricia Clarkson作为大配的配角夫人，她是一个可以完全演绎出50年代那种vintage女士那种气质优雅的演员。

先来说影片的台词，大段的台词，却不显允长乏味，听闻之后还会有一种赞同感在其中。
电影开始，Murrow的第一场演讲中的一段
“...I alone am responsible for the saying of it.Our history will be what we make of it.And if there are any historians about 50 or 1 00 years from now...and there should be preserved the kinescopes...of one week of all three networks...they will there find, recorded in black and white and in color...evidence of decadence,escapism and insulation...from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We are currently wealthy, fat,comfortable and complacent.We have a built-in allergy to unpleasant or disturbing information.Our mass media reflect this.But unless we get up off our fat surpluses，and recognize that television in the main...is being used to distract, delude,amuse and insulate us...”

电影中后部分，由于身陷囹圄并迫于压力的一次播报，Murrow他整个人的神情和他铿锵坚定的吐字带来了一定的紧张、压抑和屏息感；还有整个团队上下齐心倾听和等待的样子，都令人为之动容。
其中影片结束前那十分具有警醒的台词

“I began by saying that our history will be what we make it.If we go on as we are,history will take its revenge...and retribution will not limp
in catching up with us.Just once in a while let us exalt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and information..........(我省略了一段）
But even if they are right,what have they got to lose?Because if they are right,and this instrument is good for nothing but to entertain, amuse and insulate,then the tube is flickering now...and we will soon see that the whole struggle is lost.This instrument can teach.It can illuminate, and, yes, it can even inspire.that humans are determined
to use it towards those ends.Otherwise it is merely wires and lights
in a box.Good night...and good luck."

每一次节目最后说的好运仿佛为了自己、为了新闻的顺利播报、为了政治、为了国家而祈祷一样说给自己，说给大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新闻都倍受限制，那么这个国家的真实度还有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