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福客栈

六福临门是一部1958年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女人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成为一群孩子的家庭教师的故事。一路上，她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和障碍，但她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同情心帮助她克服了这一切。

影片以中国郁郁葱葱的异国风光的壮丽景色开场，为即将展开的史诗般的旅程奠定基础。这部影片的摄影技术确实非常宏伟，捕捉到了中国自然奇观的美丽和威严。在整部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连绵的山丘、高耸的山峰和充满活力的村庄的迷人镜头，所有这些都将观众带入另一个世界。

影片的配乐也值得一提，其音乐完美地捕捉了每个场景的情绪和基调。从强调安静的沉思时刻的温和旋律，到伴随胜利时刻的激昂进行曲，本片的音乐是讲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片的主角是一位内心充满爱和同情的女性。她被强烈的使命感所驱使，她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决心激励着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尽管面临歧视和困难，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使命，从未失去希望。通过她的旅程，她向我们展示了同情心、勇气和人类精神的力量。

这部影片探讨了几个重要的主题，包括教育和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在整个故事中，主角与她负责照顾的孩子们形成了有意义的关系，她与他们的互动有助于弥合文化鸿沟，促进不同民族和社区之间的更大理解。

影片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宽恕的力量。尽管她面临着无数的挑战，但主角从未忘记她的目标，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改变世界。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提醒我们坚持不懈的重要性和人类精神的力量。

这部影片还涉及宗教宽容和多样性价值的主题。在整个故事中，主角能够将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她所传递的团结和理解的信息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

总之，《六福临门》是一部永恒的电影，以其鼓舞人心的故事和令人难忘的表演继续吸引着观众。凭借其强大的信息、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和令人难忘的配乐，这部电影是任何喜欢普通人做不平凡事的鼓舞人心的故事的人的必看之作。无论你是在寻找一部振奋精神的电影，还是仅仅寻找一个可以逃避的伟大故事，这部电影都一定会实现。

我不信宗教，但信仰的力量是不可轻视。 其实在每个成功的“神迹”故事背后，是有很多没有求得“神迹”出现而牺牲的故事没有留下记载的。比如电影《教会》(1986)，《沉默》(2016)，里耶稣会的残酷受难。 信仰不一定能让信仰者的个人付出就能得到福报，但坚定的信仰会让人前仆后继，那那么多次的失败后，如果信仰依然坚定不怕牺牲，总会有一个后继者会成功，也就是说希望是在不断提升，信仰的光芒确实随着受难是会越来越亮的。这才是信仰的力量所在，它是集体的奇迹，是社会的奇迹！不管有没有神，不可轻视人的前仆后继的精神力量。 也所以艾伟德出身下层，传教的资格比那些神学院出身的上层背景的人要困难的多。但她也更亲民，更适应困难环境，更容易和底层的潜在信教资源打通联系，终于重现基督教历史初年的那种传教精神。 历史上出身底层的传教士其路途自然要比上层出身的传教士困难的多，牺牲也更普遍，但一旦成功，那就是圣徒级别！成就与名声也更大。因为最广大的信徒也是底层，他们最渴求福音，也最容易理解与认同那些朴素的宗教践行者的伟大，而不是奥古斯丁式的理论家。

格蕾蒂斯·艾伟德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1970年1月3日），是一名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经历了抗战，带领100余名孤儿转移。1970年病逝于台湾，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 成为传教士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 从这个女子的情况看，她不能代表英国人，英国人在我们印象里，身材牛高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 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基督教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内地会为英国医生戴德生（1832—1905年）于1865年创办，专门负责对华传教，是当时最大的同类的组织。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方。 艰难中国行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 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 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 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 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对方帮助了她。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创建八福客栈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几个月。其间，靠着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内地会差会办事处。她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知晓从天津到那里，少说也有1700里啊，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晋城，答应带艾伟德前去。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现在终于遂了愿。 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向她介绍山西及本地情况，指出注意事项，她告诫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遂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和行装。一个月来，艾伟德第一次体尝到了温暖。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70年后，泽州到阳城仅仅需半小时。 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仅有一个房间比较整洁。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 面对这样一个落脚地，艾伟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经历漫长的旅行后，也顿觉轻松下来。对于做过女佣的她，整理清洁是看家本领。她立刻投入了建设家园的劳动之中，几天后，全部房间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了。 在阳城，她或者与珍妮办了两件事。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艾伟德连连称好，说正好可以把福音传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八福”？ 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当年阳城教堂旧址 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怎么办呢？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 艾伟德勉为其难去做了，但能否胜任她也没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话说尽，加上语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骡夫们嘲笑着路边的她，吐着秽语，摔着鞭子扬长而去。这颇让她感到难堪。渐渐的，偶尔也有骡夫下车来看，当看到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就动心了。 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 然而，此事出现就出现了，后来反而习以为常。这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其中的奥妙不得而知。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1958年，那部好莱坞影片就以此为片名。稍有区别的是，《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国际上颇为有名。 反抗日军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具体细节不详，我看到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生都是死于意外。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这日本飞机如果有制导炸弹，大概不会轻易轰炸大英帝国的宣教站吧？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 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这就是后来影视所演绎的一段恋晴吧？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 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现在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雷将军就是比利时人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1901年来华，曾创办《益世报》，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1933年热河发生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抗战爆发后，雷鸣远极力主张抗日，率领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这些经历，在过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难看到。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辉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千里大迁徙 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艾伟德表示感谢。临别时，县长说：“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艾伟德说：“我也为你祷告。”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队伍是这样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常常连疲累也忘记了。 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 她们在休息一番后，又兴奋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长时间，她们才抵近那条著名的大河。此时，送行的几个人告别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返回去了。 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来，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车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发出了欢呼声。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说无人坐过火车，就是见都没见过。 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够渡过呢？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而后下来几名国军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才过来帮忙。等到接洽后，只见一名少尉，从包里取出一面大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用相同方式回应。很快，就有一艘较大的木壳渡船驶来。此刻，孩子们开始叫嚷、欢呼起来，而艾伟德此刻连欢呼的劲也没了。 借助这艘大木壳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几百米宽的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她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 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赔款”新修的灵潼线）直抵大后方西安。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和恐惧。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时常，他们也根据火车的节奏下车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在挨近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边，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继续徒步。 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队伍中无人清楚，打听一番当地人，结果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这么大个山体，谁又能说清楚呢？！ 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半个月的行军，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艾伟德预感他们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难。 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一手也救不了几人。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 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就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留在中国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又快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18年了的英国。令人惊讶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伦之乐。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古家。 这时，伦敦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小妇人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成了她的祖国，英国反而让她找不见感觉了。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去。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去世。她的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的校园内。碑文有蒋介石手书“弘道遗爱”。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大陆，表达了这个英国人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来自：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wGq2KFWkeaA9sSVTQgaBrw-La5ZHWwCN9F5SYlWqMUUa7TzmpFK20unV5dSCOgvrbe4PybRuqvIullOlS0ba

你有做二等女仆的经验吗？

我感受到了上帝要我去中国。

第六种幸福是什么？

喜欢听故事的中国人。

只有一位真神就是造化。

如果上帝需要我留在中国，那我就留下。

推广禁止裹足。

感化手拿斧子乱砍人的狱中暴徒。

给山贼处理伤口，要求他们8周不抢不杀。

计划好的生活是封闭的生活，或许它可以被忍耐，但是不能用来生活。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不管你什么打算，我爱你。只要我活着，我会一直爱你。

救苦救难的普通人。

我的戒律就是，要爱集体中的每一个人。

这些华人演员大多信主，所以都是祥和、平和的表情，没有猥琐和狡诈，没有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