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在《独唱团》里看到罗永浩写的自己“秋菊男”的故事。年轻的老罗去告状，虽然最终放弃，但年少时的他已做了一些维权的尝试。

原以为《秋菊打官司》是部灰暗的电影，秋菊的男人被村长打伤，之后应该是走上艰难的维权路。但电影看完，再看看今天，如果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话，彼时的秋菊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可以说秋菊生活在一个“童话的时代”。

秋菊家未经批准，在自家耕地上建房。村长前去制止，言语不合，秋菊的男人讽刺村长生不出男娃，村长一气之下踢了秋菊男人的下身，造成伤害。之后秋菊先是给丈夫看病，接着便是维权。

1、医生太敬业了

电影一开始，秋菊送丈夫去看病。医生正在屋里劈柴，简陋的医疗环境让人想起这人只是个江湖游医，肯定会骗秋菊不少钱。但后来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医生判断准确，开的药也是治病的，没有要人命。

要是到现在，农村妇女秋菊看一趟病，估计就要遇见不少骗子，治病的花费也会倾家荡产。

2、村长“太客气了”

村长执法，有理有据，错在动手打人，之后对打人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否认，只是脾气倔不愿意认错赔偿。而今天，村长多是村霸，干的是克扣补贴款，私卖集体财产的事儿。要说打人，踢一脚真是太客气了，少说也得是群殴，打了人肯定也不认。

3、派出所的民警“太公正了”；

也是为了争口气，秋菊走上了告状的路。第一站找到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李警官允诺三天内上门调解。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村长也答应赔偿。至此，秋菊的状应是告完了，第一站便得到了解决。这个李警官态度好，效率高，做事考虑的周全。后面还有他为了缓解村长和秋菊家的矛盾自掏腰包买东西送给秋菊的情节。

4、市公安局领导太亲民了

秋菊的状告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结果和乡派出所的调解结果一样。秋菊不服，告到了市公安局。其间还遇见个好心的宾馆老板，而这个宾馆老板竟然有市公安局长家的地址。秋菊按地址还真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家，局长不但听了她的陈述，还用小车把她送回了宾馆。

后来，秋菊对市局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再次找到局长，局长建议她起诉公安局，还好心的推荐律师，其间还请秋菊在路边摊吃了饭。

在今天，这些你能想象的到吗？

这是一部和谐的电影。没有恶霸，没有态度差效率低的公务员，局长可以在办公室门口等到，可以平易近人。电影里最坏的角色只是个绕路多收钱却也卖力蹬了半天车的三轮车夫。

看这部电影时，我始终走不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影片每一个的情节转变，我都会用现时的情况猜测一下秋菊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困难：我们每天都在提防着各种骗局，遇到在政府机关的各种办事难。

电影只是电影，凭借记忆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时代并没有如此和谐，还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比那时更差。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普法的宣传片，张艺谋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让很多人明白了该怎么告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张艺谋1992年拍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完美，基本上是惩恶扬善，也算是给1992年的公民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司法教育课。

正如那个代理律师说的，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就跟公安的行政协调不一样。司法是不讲究人情的，它只涉及程序上公平与正义。

所以好人局长会被告。本质不坏，而且有恩于秋菊的村长也会被行政拘留15天。尽管秋菊直到最后都没要到一个“说法”（实质正义），但全面的认可程序正义，是近代法制的重要进步之一，事情发展至此，也已经再无“说法”，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心里不认错，再怎么逼迫或者惩罚，他在心里都可以不认错。某种意义上，秋菊要得”说法“（村长诚心道歉）永远都得不到。

而我在意的是，故事里面除了村长外，其它的政府行政人员，公检法人员的形象居然大都十分正面，那个村里的警关还愿意自己掏钱买点心来息事宁人，更别说那个站着跟秋菊一起吃午饭的市公安局局长了。

因为这基本上在2011年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这片子在目前看来并不是个现实主义作品，而更偏向于了魔幻现实主义。

如果在那个时代，小乡村的行政权利堕落还仅仅限于村长为了面子而拒绝道歉的话，我们生活在的现实可能会如同“光荣的愤怒”里面，村支书光荣的台词:"这个村子已经烂到根里面了。"

所以如果让我来重写这个故事，那么便是村长直接踢得秋菊男人丧失生育能力，秋菊去乡公安反应情况，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当夜回家时就被由串通好了的乡长以及乡公安指使的打手打出了一个流产。

秋菊去县公安反应情况，再吃闭门羹。回来时发现乡长带了一队拆迁队把他们家房子给强拆了。

全家人都责怪秋菊惹事，丈夫也闹着要离婚，可秋菊下了狠心要去上访，结果村长受到消息，通报了上头，县领导“高度重视”，带着一队警察跨省追捕，把秋菊抓回来之后直接关到市里面的精神病院里面去。

结尾同样是秋菊迷茫而执着的面部表情大特写，只不过背景是贴着雪白瓷砖的精神病房内了。

以上的内容，都是我根据这几年的重大公众事件的一些联想，而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是成都某县公检法系统领导亲口在饭桌上放出豪言：“在XX区，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

”杀了人，也能搞定？”我的父亲开玩笑的问道。

对方咧开了脸颊上的纹路，收小了声线，放满了节奏的说道：”杀了人，不要把事情闹大，我们安静的处理了，就好了嘛。“

嗯，杀了人，安静的处理了，就好了嘛。

温情的觉醒

    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 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这是90年代初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个隐喻。空间的另一端，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嘴里喃喃着：“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三轮车上，坐在大巴上，甚至坐进了小轿车里，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镇上，再从镇上到市里，只为“讨一个说法”。

    张艺谋的视角睥睨着这片神奇又现实的土地，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某种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在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看过许多关于它的评论，这似乎是观影的大忌，果然，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形成了“刻板印象”。评论说，这出“民告官”是中国社会底层政治桎梏开始解放的反映；是对法制化的热切盼望；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对人的地位和属性的观察；甚至还有评论说，这部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以展示中国社会底层的落后和不堪博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以卑微的姿态交换奖项。

    所以，张艺谋是耿直而朴素的，或者也是自卑的。但是，在看完之后，我却获得了另一番感性的认知，我以为，张艺谋的批判是温情的，至少是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呈现的。

    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遍，许多细节早已四散，但我还记得：廉价旅馆上了年纪的老板，热心地提醒初来城市，对申诉材料毫无准备的秋菊，哪些材料是必要的准备，哪些门路会对她的案子有帮助；路边看自行车的大爷，好心地提心秋菊，需要买一身城里人的衣裳穿上才能避免更多的坑骗；那个配了公家小车的市公安局长，对秋菊的来访无奈却仍坦诚相待，告诉她正常的程序，婉拒了秋菊的礼物还请秋菊和她的小姑子吃了一顿，最后还让司机送她们回家，村里议论纷纷，“秋菊是坐局长的小车回来的”；甚至是村长（雷恪生真是演到了骨子里），这个碍于面子拒不道歉的村官，最后在秋菊最危难的时候，召集乡亲把秋菊送到医院，说他是秋菊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

    在这个动辄因诉求权利而闹出人命的时代，我不知道原来还曾有过这么温情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群属单位越小，人所牵涉的利害就越少，关系处理也就越简单，还是因为现时社会转型的焦虑蔓延太快，我感觉我接触或见证的社会缺失了这种“世故的人情”。

    我希望社会的节奏能慢下来，我希望人们不要那么心急火燎地往前赶，我希望城市的规模不要扩张太快，小城的陈旧与单纯可以多停留一些——扯远了，还是回到电影上来，这部电影透视了人性里那股人情又世俗的张力，是一部有温度的电影。


民众的姿态

    有些感受在观影的瞬间只是残碎的片段，需要找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现在我想谈谈这部电影中的那些民众，他们的生活姿态是被堙没还是被放大？这是一个极具阐释性的话题，但愿我这篇影评没有跑题。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中国人“民告官”有了依据。《秋菊打官司》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反映。

   整部电影的故事线索是：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为嘲笑村长只生女儿，骂其“断子绝孙”，村长恼怒之下对万拳打脚踢，踢到了命根子。故事线索开始发展，秋菊和丈夫找大夫诊断，结果发现伤势严重。秋菊回村后，气愤之余找到村长要求道歉和赔偿。村长标榜自己身为村长的身份，认为长辈对于胡言乱语的后辈理应对其“教育一番”，所以拒绝赔偿更拒绝道歉。从此，秋菊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在几次调解村长都只作出赔偿而未道歉后，家人和乡亲都劝秋菊放弃，而秋菊倔强地继续，在旁人看来是钻进了牛角尖，是一种愚笨。秋菊的坚持中有对权利的诉求，而这种权利表达更多的是对于尊严的要求，当然，村长拒不道歉也是出于尊严的考虑。这种“面子”上的争夺，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于家长主义作风的反抗，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萌芽。然而，这样的执着更大程度上是导演赋予的内涵，或者说是这部电影故事性的体现，艺术终究是高于生活的，现实中若有如此顽固的人，恐怕要遭遇更多的阻碍，这也是电影释放出的“温情”的悖论。在电影中，村长并没有“联合”其他力量妨碍秋菊的上访，他只是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但却从未阻止秋菊的行动，所以，也许是我用心不善，我认为这是电影对于人性的夸张表达，秋菊讨要说法的执着被放大了，村长手中的隐性权力也被单纯化了，更多的冲突矛盾被简单处理，因此影片中人们的生活姿态是导演选择性的表达，是一种柔和的呈现方式，而现实中恐怕要更加僵硬。

    当然，我更喜欢这样柔和的讲述和这样温暖的人群关系，执着得很美丽。


    这部电影产生的节点恰好是90年代初，电影中的画面让我想起儿时的小城岁月，温暖，纯净。城市的发展似乎注定要伴随着一些人的消失。现在再难觅“看自行车”的人的身影了，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里唯一的电影院前，总会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认真地检查自行车辆，后来去的多了就和大爷很熟络，每次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亲切。后来随父母辗转各地，去的城市越来越大，却也越来越难以建立这种亲近的关系了。我想那个老人应该和城里的很多景物一起消失了，不知散落何处。

    再来看这部电影，如果它真的是某个村庄人们生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村里的壮丁出去务工了，村里的土地被批出去盖楼了，村里的河道被化工污染了……这些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会不会也发生在它身上？人们过年的时候还会聚在一起看戏享受那点简单的乐趣吗？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还会这般纯朴而美好吗？

    每当看到秋菊挺着个大肚子颠簸在凹凸的公路上的时候，我就为她的执拗而捏一把汗。多大一点事情呀，也犯得着告到县里市里去?可是秋菊硬是要为了讨个说法，把市公安局局长的车都坐了。

    中国人好面子。秋菊的不依不挠其实只为村长的一声对不起，可是村长毕竟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呀，那么容易就低头认错了，以后在村子里说话还有谁听呀？然而秋菊说：“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去？”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于是官司就打起来了。

    要说当地的执法部门还真是耐得下心来，芝麻大一点事，告到哪一级公安局都没有懈怠，依法办事的结果却总是难得尽如人意。为什么？法律只负责给秋菊赔偿，却并没有保证要给个说法。中国的乡村社会还是个人情社会，而司法却是只讲法理不讲人情的。到最后，村长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盛意邀请村长去吃孩子的满月酒，两家恩怨一笔勾销了，村长却被公安局拘留了。这样的结果，既不是秋菊原先所要的说法，也不是她现在所能理解的。可见，人情和法理的冲突，在中国的农村，还是很明显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传宗接代这一观念在中国农民那里的根深蒂固。当时应该是刚推行计划生育不久，村长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儿子，秋菊也一再强调村长踢人可以，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害怕的也是自己头胎生的不是儿子。及至儿子生出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纷纷跑来道喜，足见大家对儿子的喜爱了。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进城的见闻和遭遇，也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以及中国的农民迫切的要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的一种心态。

很多人做事做不好，大概都是由于其野心远在其能力之上。所以后来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被人骂呢。这部秋菊打官司还不错，原因就在它够简单。通篇看下来，其实塑造的只有一根筋的秋菊这一个人物，村长作为虽爱面子却又为民办实事的党的基层好干部，也算半个人物吧，其余的角色都只能当道具看待。

这部电影很“中国”，环境充满了乡土味，人情世故也充满了乡土味，凡事不要较真，凑凑和和，就能过上顺心日子，而非要认死理，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过。李安的《喜宴》也有一个很中国的内核，但毕竟没有这么浓的乡土味，而且戏剧冲突很强，不似本片这么内敛，也就显出李导与张导比，毕竟跟真正的中国文化隔了一层。

最后，我觉得从秋菊生下了儿子到村长被抓走之间，苍白了一些，大概是前面积聚起来的张力其实在村长吆喝乡亲们抬着秋菊上医院那里就耗尽了吧。

第一次看这个片是上小学集体电影的时候，当时只记得大人们在聊天时时常提起片子里一些搞笑的荤话（比如“一撇腿一女子”），还有秋菊内襟子长外襟子短、红袄绿裤等土的掉渣的打扮。20年之后我在美国再一次认真地看过此片，第一次感到如此地亲切和真实。我的家乡在大西北，确切来说离此片的拍摄地点很近。所以片子里的方言听起来都是无比亲切的家乡话（比如“把大棉袄一ma”，“往撑子上一放”，好多年都不曾耳闻了）。很多人一直拿张艺谋”刻意暴露中国人土的一面而讨好外国人”说事，其实张艺谋在此片中正是无比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农村、乡、县的面貌，“土”其实是真实的一面，只是很多好面子的中国人不愿意或不太情愿接受而已。农村里的热炕、红辣子、玉米棒、大海碗、架子车、尘土飞扬的公路、摇摇晃晃的农用三轮车、一个个嘴里叼着烟身着洗的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采购年货的农民们。。。这些记录都真实的不能再真实，这些偷拍得来的珍贵镜头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而现在恐怕都很难重复当年的这些珍贵的镜头。如果这些是“土”，那么很奇怪，很多人fan的那些清宫辫子、长袍马挂不是更“土”吗?换个名头叫“传统文化”就“洋”起来了吗？

92年的西北，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发芽，片子里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时代的众生之相，大多数人老实、淳朴、忠厚，例如秋菊的公公、帮忙的村民、看车的老妇人、旅店老板、严局长、李公安、也包括那个脾气很倔的村长，当然也不乏一些奸猾之徒（比如那个人力三轮车夫），但尔虞我诈黑心贪婪当时还不那么普及。片子里的村长确实是当时农村里的典型形象：家长式作风、好面子、脾气倔强但心肠不坏。看到很多人拿什么“民主”说事，其实我所知道的是，当时中国西北的广大农村大部分村长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他就是2000年封建传统熏陶下来的族长角色，一村之长面对的是与自己生活生长在同一块土地并血脉相连的村民，他扮演着封建大家长和政府的代理人双重角色。这种角色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持续下去。所以他不会对秋菊见死不救，他也不会轻易地向秋菊认错，这是他的角色和角色所承载的性格决定的。贴近生活，所以真实。村长对于他打人的最终处理想法是自己出钱，但面子上不能丢，“事情这就过去了”是他（甚至还有秋菊丈夫）的最终理想。但秋菊是个特例，她不像很多农村妇女那样逆来顺受，而且勇敢地选择了抗争，她倔强的性格和村长在片子里交相呼应（如李公安所说：我今天是遇上犟人了）。秋菊在家里其实扮演着能干的女主人的角色，片中可以看出是她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和支出，买辣子打官司什么的都是她拿主意。秋菊去城里一趟给全家人都买了新衣服，这些点点滴滴可以看出这个孝顺能干的儿媳妇在多么用心地打理这个家，她深爱着这个家。庆来的妹子如实地扮演着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姑子角色，秋菊怀孕不方便，哥哥起不了床，很多粗活重活都是这个小姑子在做（比如拉车），而秋菊也很爱这个妹子，在宝鸡市找不到她时急得大哭。一个冬天都是小姑子陪着大肚子的嫂子来往奔波，这样好的姑嫂关系确实令人羡慕。庆来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很多主意都是靠秋菊拿的，他是很在意很爱她的妻子的，虽然后来在秋菊出发前生气（还说“去了就不要回来”），但是最终还是在寒冬腊月大半夜生起一把火在路边满面笑容地守候，夫妻两人就跟没有事一样欢笑谈论，可见两人其实根本就没有隔阂根本不把一些小争吵当回事（如果换做现在一些城市里的夫妻，根本不可想象）。秋菊难产打出血，村长照例先挖苦了几句（充分地显示了自己要面子的特点），但是依然在雪夜从王村找回人把秋菊送到医院，事后还说明自己送秋菊来跟她打官司无关，让她继续告。这种嘴硬心肠好的人确实是很典型的西北农村汉子。还有一些令人温馨的点点滴滴，比如村长家那一群可爱的女儿们，秋菊每次来来去去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姨，来了奥。。。姨，走了奥。。” 村长家的人都很和善，“快上炕，暖和，小心感冒了，“给你也舀一碗面”。。。好像秋菊和村长的龃龉根本就和他们无关一样。有人可能会纳闷，其实这正是真实记录了西北农村的人的淳朴，村长家人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在他们看来他们和秋菊一样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都是亲朋好友，城市里当官的家里人那种“官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孩子出满月，全村子的人都来祝贺喝满月酒、大红棉袄、长面、馍圈等无不展现了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充满了生命力，没有那种都市的无病呻吟和颓废，这才是中国人的真实，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淳朴、忠厚、向上、充满生命力。

这部片子在我看来其实是一部真实的记录片，如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一角，原生态的张力会令很多矫揉造作黯然失色。这才是这部电影的美之所在，如此地令人亲切。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无论自己多少次多么冠冕堂皇的置身于西方的古老的教堂、炫目的华尔街还是幽禁的常春藤校园，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的还是故乡的血，我的耳边还在回想着亲切的乡音，我的根在仍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原。。。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幕后视频，满头金簪一身华服的巩俐带着一如当年《秋菊打官司》里的大大咧咧甚至仍有些土气的笑容说：“他（张艺谋）知道我能给他些什么。”


现在转过头来看《黄金甲》，虽不至于不假思索地将其归类为彻头彻尾的烂片，但完全可以看做一部内容空洞主题无聊的装逼电影，除了一个神经质的巩俐能让人好歹撑到周杰伦唱起《菊花台》。而说到《秋菊打官司》，无论对于巩俐还是张艺谋来说，这部电影绝对成就了他们人生的高潮。尤其对于巩俐，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后，这个影响力说实话到现在都掷地有声，因为这份荣耀，在稍后的《霸王别姬》国际宣传上，巩俐甚至超越第一主角张国荣成为了电影最大的宣传点。彼时巩俐与张艺谋两人感情也是美满甜蜜，真的觉得人生之得意不过如此。


豆瓣的剧情简介一向坑爹本片的也是如此。不过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秋菊的故事说起来跟剧中的几个人物一样简单，乡里乡亲之间的小事碰上了两个牛脾气的直肠子结果越闹越大，这样的套路在央视一套八套的各种以东北河北河南农村为主要发生地的“描述改革开发以来XX村在XX领导下的巨大变迁”电视剧里屡见不鲜。但是此类电视剧重的是歌颂，而秋菊重的是描述，从乡到县到市，秋菊每一次打官司找说法电影都事无巨细地把事情经过表现出来，想必任何一个看完电影的人都会对秋菊那句“额就是要个说法”印象深刻。这样的安排起到的作用是：一开始谁都会因为村长蛮横不讲理而觉得秋菊死命打官司做得对，而从秋菊退了李公安为了息事宁人而买的点心开始，随着秋菊开始显得得理不饶人地一层层地向上讨说法，你也会慢慢讨厌起这个没有文化只认死理的农村妇女来。到最后秋菊难产，秋菊丈夫求村长帮忙，村长傲娇片刻最后还是尽心尽力帮秋菊上医院生下孩子，你会发现这个故事说到底就是普通的人矫些普通的情，一个人牛脾气一个人又拉不下面子而已，根本不存在对错，也根本不需要任何决断。所以说有些事还是不要弄得上纲上线当真了才好，最后真想收场时倒又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特别佩服这部电影对真实市井的还原，虽然按电影拍的时间来说事情发生在当下，但是剧本是写的，演员是演的，我却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做戏之处，乡邻的日常生活，夫妻间的对话，邻里间的寒暄，再到乡里县里市里各人的言行举止，真的是现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连乡公安局的一个小官说话的官腔都真实可感，这绝对是编剧与表演的胜利。巩俐自不用说，这份毁形象的精神拿到美国绝对当年的奥斯卡板上钉钉，更不用说除了形象连灵魂都要扮出十足十的土气。你看海报上那一个农村红的油头女人，哪有半点演员的样子，顶多是某村里一枝花而已。


说到表演，念台词也是表演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秋菊打官司》的台词更是不一般的重要，因为导演很少给人物特写，经常是人物的广角镜头脸都瞧不清的那种。这样的摄影模式很有话剧的意思，但却苦了演员，因为话剧还能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语气突出的台词展现人物，而电影再夸张也不能露表演痕迹，于是这言语之间就更见演技了，字句的停顿轻重缓急，语音语调方言的模仿，都是难题。巩俐的台词一向厉害，《秋菊》便是个代表。扯远一点，现在当红的女演员里有几个表情动作是到位了但一说话就出戏，一样是科班出身，难道还是以前的学生质量更好？


张艺谋原是摄影师出身，对摄影要求自然不会低，《秋菊》说的是个农村故事，所以摄影风格走的是粗犷原始的路线，看起来脏土乱，但事实上仔细看就会发现摄影很讲究，自然光的打法心思很多，构图也是颇有心思。片子的每一帧画面都弥漫着一种九十年代的感觉，这也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拍才能有的观感，去年的《最爱》说的是同一个时代的故事，但仿出来的时代感还是半点都比不上实际的感觉。所以说复古什么的，说白了就是有些拙劣有些不那么拙劣的模仿，看腻了现在意淫过去而已。


其实《秋菊打官司》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全片里没有一个伶牙俐齿的话唠，引起村长打人的骂人话放到现在就是普通聊天，全片最流利的一段话应该是法院宣判了。秋菊这种更是受了委屈也不会打嘴仗，说话缓慢温吞得令人着急，想起现在人人都以有弥漫着小聪明气息的毒舌贫嘴而自豪，各种段子帝嘴贱帝受到百般追捧，不由得感叹原来改革开放是让这个国家越来越聒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