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少女

我们在国际劳动妇女节放映了国产老片《红衣少女》，此非无心之举。至少，它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权益日《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观影活动的流产。于我，很多尚不成型的想法在脑子里爽一下就好，写出来不仅累，还没动笔就厌倦了。不过前几天旁听了一堂课，所见所闻又支持我试着梳理一番。

那是两节连堂的高一语文课，讲《荷塘月色》，大家都熟悉。老师统共叫了十来个同学回答问题，只有一次是女生。如此明显的倾向性连我这种迟钝的人都注意到了。看着文章里被着重提到的“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采莲曲》乃至于结尾的“妻已经睡熟了”，大致能猜出老师频频请男生“捧场”的原因。课后一问，果然如此。

我既然能猜到，除了缘于对老师一贯的认识，固然是明白这种做法的。家里老婆孩子闹心，月光下绕荷塘走一圈，看看舒展的叶子和星星点点的花儿就联想到年轻女子的美好，再心旌摇曳抬头走到家门口了，只好从梦中醒来，去尽睡眠与持家的义务——除去标准华丽的修辞手法，课文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清楚地注意到文章的“直男”视角。讲课时，问问男孩子为什么荷花像美人儿，似乎是当然的想法。可果真如此吗？且不论十五岁的少年是否对舞女和浴女之美有直观的感受，退一步讲，朱自清再直男，也不妨碍女生们去理解他。语文在众多科目中地位一直很稳固，语文教育好像也比三角函数更崇高一些。读书既然需要老师，师者就要帮助学生去理解。读懂文章，再是读懂生活。

我们不会因为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古人，外国人，年长，抑或是围城里的人而放弃试图让学生去理解；性别的代沟与这些相比真的不深。也许一个女孩子朝夕相处的同桌是男生，这时老师再针对男生讲朱自清就是掩耳盗铃。《白马篇》会令我心驰神往，秉笔直书的故事我从小珍视到大，我从来没觉得因为我性别女而不能“仰手接飞猱”甚至“视死忽如归”。女生一样可以欣赏“春风拂槛露华浓”之美，也不是所有男生都读不懂呼兰河与“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么看氓之蚩蚩倒一直有广泛的教育意义。）

历史上留下的女作家与女性角色少，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遗憾。翻开教材一大半的文章教你大丈夫如何如何，剩下的里一大半告诉你大丈夫也想女人。可如果连老师都放弃尝试，女孩的声音在课堂上只会进一步缺失。哪怕，是为了“兼听则明”呢。更重要的是每个孩子都应有的被尊重与关注，以及拥有平等、开明环境的权利。

在男性依然控制话语权的社会，《红衣少女》这样女导演拍女性题材的作品就显得尤为珍贵。其中塑造的安然这一形象我也非常喜欢。不过仔细将其与新世纪的《少女哪吒》《成长教育》《阿黛尔的生活》等电影比起来，有一处十分有趣的差异。不知是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还是时代在作品传达的每一个讯息里都留下了痕迹。

安然也是一名高一学生，短发，浓眉大眼。她爱穿漂亮衣服，有要好的“姐们儿”，受委屈了会哭。可是豆瓣的影片简介上对她的第一个定义依然是“假小子”。在电影里她也不忘提醒姐姐：你们老把我当男孩看，我是个女的，女的！是哪里像男孩呢？安然直率、仗义、不拘小节而勤于思考，正是她的这种性格深深吸引了我（也许还有很多其他观众）。

因为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这样的女生。再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我想自己虽然是个“女的”，却还拥有这些品质。从小女生就被定义为肤浅、八卦、爱打扮、手拉手去卫生间。而我几乎是从意识到这一可怕的观念，就奋力地逃离。用好成绩和粗枝大叶逃离观念，逃离小圈子。安然说：我愿意和男生一起复习，他们废话少。也许是我小时候太不可爱而实则被排挤出去的也未可知，但我一直笃定地认为许多姑娘，包括那些与我陌路的小仙女们，都默默有过这种想法：自己不一样。

更多地接纳了自己的人设之后，我意识到这很不好，把优越感建立在对自己性别的整体鄙视和潜意识中自己的剥离之上。我依然看不起女生，而我自己很厉害因为我是非典型女生。这现象简直和重男轻女的女性长辈一样，是男权把弯曲的魔爪深入了困扰姑娘生活的角落。我必须要依附于男权的价值观，才能有尊严地存活。一种个体的畸形的胜利。

安然等许多男孩子气的角色的成功，大致也与此有点关系。她们还不具有成熟的女性美而带有笼统的“少年”的纯真浪漫的气质，与珂赛特这样沦为花瓶与象征的人物相比，就显得天然去雕饰了。在直男视角中，安然对应的不是给予关怀和爱抚的另一半，而是正义爱冒险的自我，只不过在更为细腻可爱的女生身上展现有别样的萌感。这种性格受众更广，也更适合主人公。宫崎骏笔下的女孩大都带有这种孩童的而性别模糊的活力，尤其是波妞。而对于我（和我臆断的其她姑娘），安然是实现了的理想。我认识很多女生小时候迷恋武则天或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生平，猜是出于相似的原因。

当然，最好不过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大家喜欢红衣少女如同任何角色，纯粹是我思想太阴暗复杂。幸而现在的好片子越来越多，女生形象也愈加多元化而真实。比如李霄峰的《少女哪吒》中，双女主李小路和王晓冰宿命地接近对方诱人的特质，渐渐重合、交叉又背离，仿佛交换了一生。班长王晓冰从李小路身上看到了亮光，为了信念屡次轻率地断送自己的前程，第一天拖着书桌去上学的插班生李小路却顺利毕业工作，后来隐没于生活之中。哪吒是传统的反叛的形象，与“少女”的概念结合，想想就刺激。但王晓冰的叛逆是极其女生式的，一如她们俩敏感而私密的友谊。一头短发的李小路与安然更接近，于王晓冰代表着被禁锢的自由与活力；后来她走向成熟，终于在有一天变成了王晓冰十四岁时的样子。

豆瓣上看到一句话：“没有女孩会乖乖长大，只是反抗得早或晚而已。”温柔懂事的姐姐安静最终也坚持己见了一回。《少女哪吒》中的思辨，虽然也带着生硬和刻意，却是较《红衣少女》更贴近生活，氤氲着的女性气质给影片带来独特的青色调，不再是家庭类型电影了，而是真真正正关心女孩的成长。（虽然首页都是骂导演直男癌的。）

《阿黛尔的生活》没有怎么涉及对家庭的叛离，完全是展现当代青年的迷茫了。此片被人津津乐道的女同情节和大段大段性爱镜头并不是全部。很多没看过电影的人甚至不知道“阿黛尔”不是蓝发少女的名字。在法国人漫长的由吃饭和party组成的生活中，阿黛尔会谈萨特，会寻找真爱，满足欲望，会伤心到肝肠寸断，会成熟和衰老。酷酷的艾玛也不过是她的重心。虽然她的生活和我的不怎么一样，我依然能感到故事中的真实。安然已经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人物了，阿黛尔的性格却还要复杂而模糊，几乎与《吹响！上低音号》中的“人型自走事件触发器”女主黄前久美子有异曲同工之美。她也是个非典型女生，保有了孩子般的天真单纯。一个喜欢看书吃意面的，对生活迷迷瞪瞪的，青年。我可以想象阿黛尔是个男孩而魅力不减，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安然的男同学身上，似乎就少了些由特殊产生的魅力了。

行文至此，似乎陷入了矛盾之中。讲女孩子的电影，人物设置究竟要不要强调她的女性气质呢？我当时和语文老师说，简·奥斯汀和勃朗特费了很大力气让自己看上去不比男作家差。虽然题材依然是流行的爱情故事，话语中却流露出狡黠与洞察。才华固然是藏不住的，可她们是否也有意把自己与当时社会上矫揉造作的女作家区分开呢？也许是我又多虑了。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杰出的女性在名垂青史，而不会再使孩子问出“为什么作家大多是男的”这样的问题。而当我此时想列举几个与冷静、幽默的辛波斯卡相对的，“非常女人”的例子时，才发现人性的光辉早已超越了性别的限制。一个与生俱来的设定而已，不过决定了我们看世界的部分角度，更从来无法阻挡人们寻找真理。文艺作品击中我的常常是细节，比如安然攥着几根冰棍走在路上，阿黛尔胡乱绑起的头发，或者两个女孩交换的秘密。女生的身份背后可能代表着“敏感”“文艺”“长发”“新衣服”，是一个圈子，能使其中的观众产生深入而更私密的共鸣，而不是一副镣铐。我常常觉得性别应是一个逐渐消解的概念，在一个立体的人格中占的位置越来越小，人们亦不再会被其所限制。

那一天，我大概也不会面对《红衣少女》产生疑惑而和自己过不去了。女性获得平等话语权之日，女性的能力不受质疑之日，便是女人无需再证明自己之日。希望现实和电影中的青年人都能正直诚实，找到复杂的别具一格的美丽。

哪怕放在当下看，《红衣少女》依然能够像那件“别出心裁”的红衣一样，出挑，而且刺激。

出挑，是因为在思想复苏还没有彻底成型的大环境下，与众不同的打扮往往容易引来非议，但又正是因为美以及相对应的意识觉醒、思想解放，是刺激到私人的缘起，更是刺激到社会的武器，这就使得 《红衣少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同样难得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依旧发人深省。

1983年，26岁的铁凝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再过两年，由此改编的《红衣少女》登上银幕。故事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四口之家，父亲作画，母亲是个小职员，24岁的姐姐安静在杂志社当编辑，16岁的妹妹安然则在求学阶段，但经历过想起就会“心里一阵阵发寒”的“是非颠倒的年代”后，每个人对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也面对着不同的波动。

小说以姐姐安静作为视角，让一个成年女子，夹在父母辈以及未成年的的妹妹之间，来审视时代烙印对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女性思想如何枝枝蔓蔓地变化。而电影则转而借用少女安然的视角，让一块璞玉的“被”雕琢与“被”染指，来映衬成长，尤其是女性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而展现荒谬的社会环境对人有着何等荒谬的改造。二者互通，在更为细腻、直白、丰富的影像中，兴许能有更深的触动。

最重要的人物安然，外貌虽不出众，但是道德观很值得瞩目。她信奉着最早接受到的信条，即“青年人最重要的是正义感和诚实”，而为了真理，不去算计的她往往表现得不够“世故”，这个“太过于”直肠子的“非传统”女孩子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出老师把“莫邪”念错，会在作文簿里愤然写下“红人”班长的不当，会当即拆穿母亲顾左右而言他的套路。而往往，以自己“吃亏”告终。

安然最明显的参照系，是班长祝文娟，学习成绩好之余，“群众关系”也好，因为她更知道如何顺从老师韦婉的旨意，也知道如何在同学之间的纷争中，选择柔软甚至是虚假的应对，进而最大地保全自身。

但这些，恐怕是安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学透的“本事”。只可惜，似乎在极其漫长的人情时期，那都是所谓的社会染缸所要给人布设的去向。安然的母亲兴许就是祝文娟长大后的模样，曾经还能写下深情诗句的少女，经历过各种运动与斗争，开始变得消沉、暴躁，直到重复的刻板生活磨得自己更加怨天尤人，甚至刻薄冷漠。而她又是如此具有代表性，代表的，正是被“现实”所复刻出的战战兢兢的群体，习惯性地把社会的陈规、他人的眼光看得极重，以致于常以“复杂”一词来形容违背所谓纲常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的初衷或去向都如此纯粹。

《红衣少女》在显要层面的讽刺，就体现在这些人设上。但更有冲击力的，往往是不知不觉下的变动。 少女安然原本对世事已有懵懂的认知，但是仍然愿意守住做人的原则与底线。只是哪怕她再大大咧咧，也会逐渐触碰到生活上的反噬，譬如同学们会认同质疑权威不过是在炫耀显摆，母亲会指斥私下跟男孩子出去玩就是不当行径。委屈与懊恼始终在这个尚未涉世的少女心中累积，电影很讨巧地，把最大的爆点放在评选三好学生这样一起寻常事件上。

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个对日后升学有不小促动的荣誉，多少带有点争权夺势的味道。祝文娟之流为了稳守江山，继续不动声色地“笼络人心”，而安然得不到韦婉青睐，哪怕成绩斐然，也不在考虑之列。局势的扭转源自安静对妹妹的关爱，催动她去重新联系关系一般的昔日同学韦婉，并通过赠送珍贵的电影票以及发表对方糟糕的甩膀子诗，为安然暗中争取了机会。殊不知，这带给安然最沉重的一击。本该是最亲密最知己的姐姐，竟然也参与这种肮脏的“成人”勾当。而这，还是在她经历过同学们近乎上纲上线的指责之后才知晓的。

安然情感防线的崩塌，《红衣少女》处理得很细致。就像是给观众展现了一张白纸，然后认真地记录下每一个褶皱的出现，每一次下笔的摸索，最终，观众追随安然，抵达成人世界的边缘，看到被各种美好所遮掩的丑陋变得更加触目惊心，看懂了成人的虚伪与粉饰，而大家几乎忘却了羞愧。

就像是安然对红衣的处理，同样充满淡然的唏嘘。这件安静南下出差给妹妹捎回的礼物，原本是时新、美好的象征，但在彼时的眼光之下，前面没扣子，后面有拉链，都足以判处一件衣服“标新立异”，主人“不够安分守己”。安然最初只是出于喜爱而穿，后来则出于一种不屑于屈服权威的骄傲，但当她摘下自己的最爱，又换上之前包裹着时代之于性别、个体的漠视的“假小子”衣服时，多少带有种梦碎的苦楚以及无声的抗议。

到此，就算《红衣女孩》留下一个淡然自若的结局，但安然已经不只是一位八十年代的偶像了。

铁凝写，“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是振聋发聩的一句宣言，而在如今，却会发现，那么多状貌，居然依然没有改变。 （原载于《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