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零 Triple Oh!

看完《九零后》首映的当天，就“扬言”要写影评来投稿。可当“壮志”立下，自己却怎么也提不起笔。不愿轻易地给它下定义，也不愿用三言两语来表达复杂的、没有理顺的想法。尝试用音乐唤起看电影时的心情，却怎么也无法再进入。凌乱地记下一些思绪，写了，又删掉，反反复复，拖延数日。

今日突然得知许渊冲先生逝世的消息，看完《人物》在年初对许老的访谈，又悲从中来。想起《九零后》，想起西南联大，想起《巨流河》……之前拖延的借口都不再成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或许正是再次提笔的机会。

从第一次在咸柠七里听到徐导聊这部电影，我就开始陷入莫名的感动。听节目时正坐在食堂里吃着饭，记不清是因为听到徐导说了哪句话，眼泪就啪嗒嗒地掉到了碗里，于是立马买了首映的票。徐导说，她不奢求票房，只求能触及到该触及的受众。幸运的我，算是被触及到了吧！

看电影的那段时间，正好在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从武汉到北京，从重庆到昆明，从书籍到电影，他们虽不在同一时空，但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又惊人的相似——“跑警报”的恐怖、恼人的臭虫、璀璨的名师、热忱的同好、懵懂的青春……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相依相偎。在烽火硝烟中继续读书，是艰难的选择。对知识的赤诚，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了伟大的成就。多么纯粹，多么奇特，多么闪耀。

看电影的当天，也很奇妙——因为整场只有我一个人。我一边失落，为票房担忧，一边又感到开心——一个人看电影的妙处，可以大笑，可以大哭，可以起立，可以鼓掌——这些我也通通做了一遍。这也是在看《九零后》，和读《巨流河》时最大的不同之一。读《巨流河》时，或许是因为文字的原因，总觉“隐忍”，前半部分战时的叙述十分动人，但泪水总是“隐忍”在眼眶，或默默地流下，始终无法放声大哭，思绪随着齐先生一起长大，也一起坚强。而在看《九零后》时，那些壮阔的山河、轰鸣的炸弹，就一五一十地展现在眼前，直触每一根神经；那些帅气美丽的面庞、可爱的人儿，也真实地浮现，牵动着眼泪和欢笑。电影创造了一个场域，使我对于这段历史的情绪更加直接、彻底地抒发出来。

今天读完《人物》许老的特稿，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看完电影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渐渐清晰了起来。于是淋着小雨，在图书馆背后无人的林荫路上，踱步良久，想起许老的生平，想起西南联大。之前看电影，也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那一辈人的一段经历；而读完文章，更近一步看到了，群星中，一个个体的人生过程。一位优秀的学者，不只有光鲜，更有无尽痛苦。有学术上遭遇瓶颈的痛苦，有对名声求而难得的痛苦，有不被理解的痛苦……但许老一一走近、又离开它们，仍怀着赤子之心，与文学对话；怀着使命感，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怀着审美情趣，在生活里悠然自得……这些，也正是群星中的每一颗，所历经的独特轨迹。

现在的我们，活在无数的碎片和轻浮的言语里，好像已不再相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学术与政治，内卷与躺平，舔狗与PUA……这些博人眼球的话题，被一次次地塑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充斥着非黑即白的论调，注入我们的思想。双方各执一词，理解对方意味着投降。仿佛除了批判家，难见实干家。我常常感到迷茫无措，觉得这些语言像缭绕的烟雾，拨不开。拨开了也只见混沌，不见光明。如果说《巨流河》、《九零后》、许渊冲带给了我什么，我想是他们并没有执意要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只是展现，展现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我一直认为，若不是出自苦难，被赞颂的美德也将失去意义。他们无言地传递给我对知识的渴望，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生命的真挚。这些真正的精神，历久弥新，永不磨灭。

想到这些，雨停了，眼眶中的热潮也渐渐退去。回去认真地做我该做的事，我想，这是我对许老最好的缅怀。

附《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徐蓓执导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剧照。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零后》剧照。巫宁坤（1920-2019），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九零后》、《大后方》、《西南联大》、《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九零后》剧照。杨振宁（1922-），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九零后》剧照。马识途（1915-），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九零后》剧照。许渊冲（1921-），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这是一部让我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纪录片，因为排片太少了，强烈推荐有条件的一定尽快亲自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

《九零后》策划思路是一群90岁以上的西南联大老人讲述所有他们当年的经历和故事。但是这部电影的处理手法非常的高级且有质感，撼动人心。

整个片子的节奏、剪辑、音乐，包括整个展开的逻辑和框架，步步陈铺，丝丝入扣。不了解当年的历史，你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人所做的关于信仰和理想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照片视频和场景描绘都生动地还原了当年很多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细节。

而这个片子最打动人心的，其实是对人本身的刻画——“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而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

在动荡年代的家国情怀，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那个年代全国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因为目睹了太多沉重的苦难，所以也选择肩负最多的责任和担当。哪怕在穿着草鞋极其艰苦步行几十公里的条件下，依然在记录民歌，依然在撰写山川河流实录，做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事情，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和行动，一直工作到90多岁乃至现在。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电影中描绘的西南联大里面那些老师，他们不是课本上一个一个个的名字，也不是雕塑而已，他们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偶尔也会被学生觉得教得不好。但真正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学习，而是你受到的启发和涤荡，这会影响终身。通识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和行为能够遵从你的意志，而无论做哪一行，都务必要钻研，要做到最顶尖和优秀。

当你站在世界关注最中心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时，想起来的竟然是最初被轰炸得破败的西南联大树荫下老师对你的物理启蒙。当你签下足以影响世界的字的时候，手会不会颤抖？我此前真的从来无法想象。

“总是会想起那个年代，哪怕奔波流离，但心里藏着美好，理想的气息不时溢出来，氤氲着旧日世界的余辉。翻看历史，有种自己站在历史新旧蜕嬗之间际，纵览史乘的错觉，仿佛列车行进旅途中的所有人都掉进了历史褶皱里，而我抬起头，注视着这些名字，试图抻开历史的褶皱。”

我看见了他们。

@电影九零后

这个暑假去昆明旅游，去了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因为疫情管控，门卫不让外来人员进入。我站在门口拍了一个学校的正面照，从路牌上看见这里属于一二一大街，莫名对这个路牌感兴趣，也拍照留恋。今日看电影才知道，原来一二一是指12月1日，这天西南联大师生发起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四名青年师生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原来我觉得有趣的地名藏着一段需要人们铭记的历史。

南联大的学生听一堂课，穿一座城，觉得十分值得。这种学习氛围，怎能不会培养出人才，怎能不让人感动。西南联大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大家一起学通识课。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国文系教授每人开两个礼拜的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都有，文科生许渊冲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课堂，理科生杨振宁觉得这个有点乱，不成系统，这个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区别吧。

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不仅是老师优秀，学生也优秀。里面有许多堪称天才的学生，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等，这些天才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段光辉岁月。其中提到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友情，之前看纪录片《西南联大》时就了解，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好朋友，他们二人在国外留学，共同度过了一个暑假，那个暑假的回忆印刻终生。

邓稼先和杨振宁二人都学习物理，在西南联大相谈甚欢。电影里提到二人一起在外面看书，一人是背古诗，一人是看古诗，都是同一首《吊古战场》——“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后来邓稼先学成归国，杨振宁留在国外，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放射性物质伤害的邓稼先身患癌症去世，时年62岁。杨振宁在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

滚滚历史长河，有些人淹没其中，有些人更显光辉。

去的时候下着大雨，天色阴沉，因为知道是讲西南联大的，我抱着“庄重肃穆，敬仰前辈”的预设去看的，做好了看完心情沉重得像外面的天空一样沉坠的准备。

看完发现并不是这样，一点也不难熬。很轻快，以至于落幕时意犹未尽。

大屏幕上那些人，一个两个都是已上或必定会上历史书的人，已是天际高悬辉耀之星，但他们不去讲那些说来会让人屏息的功绩，大篇幅都只说了求学时的事情。

于是分外可爱了。你明知这些人全都声名鼎盛，已成大江大海，他们却只给你看自己尚是溪泉之时，从山间跃下的巧捷，步伐俏皮可爱，沿途叮咚作响。

他们讲少时的羞涩，说起那会暗恋的人，仍然抿嘴一笑。

讲当年的不忿。说起当年家园被敌侵，学校要解散时，仍然不甘又委屈，看到这里仿佛知道为何这群人能累勋如此：上个世纪初那心底的怒，竟在他们骨子里燃烧了一生。

讲长途跋涉去求学，累，为了上学要走路过三个省，路上怕遇到了土匪，在山间又困又惧。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万卷书之前已行万里路，所以也有一些骄傲，说起来像在分享从小珍藏至今的奖状。

说那会学校的环境之糟糕，屏幕上，一群赫赫威名的人，隔着天南地北，不约而同抱怨起床缝的臭虫。 明明背景极苦，极惨，日军的轰炸机天天在头上盘放，但没有人说来有惧色，还特别强调“跑警报”之所以用跑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逃”和“躲”，嘴里说起来，是横跨了一个世纪的少年意气，不屈傲骨。

他们讲舍身取义的同学，讲苦而自乐的老师，讲学成之后振臂一呼纷纷归国的前赴后继。 说来娓娓，听得亦笑亦泪。

时间在他们身上失去意义，衰老的只是躯体，瞳孔里的神色灵动俏皮，纯粹清澈，年轻得让屏幕前的人惭愧。 其中年纪最大的马识途，《让子弹飞》的原作者，已经106岁。

剪辑得好，诗意而浪漫，片中反复出现一地一省的美景，恍惚是在看风光片，看到后面才知道为何要如此安排：大概就是这样的美，才配得上他们的义无反顾，而他们的以血涂地，反为四季添色。

这部最好还是在电影院看。

尤其是习惯了短视频和快速阅读的人。被当下焦虑，着急，无论什么都直奔主题而去的阅读观看方式所包围之后，看完这样一部电影。仿佛走在泥泞之地里，正举步艰难，突然迎来一股欢快的山泉冲刷，让人一个激灵，刹时清醒。回过神来，身上的泥渍已经半分不剩，鼻间尚有松枝和绿叶的气息。

以后再陷入类似情绪时，我一定会想起他们。

群星映辉，跨过百年的至纯至粹，足以成为定心一锚。

西南联大，一种祝福

2021/5/25

五月二十号排完学院的合唱，我在川大江安校区没走，晚上看了电影《九零后》，是后劲很大的电影，后劲主要来自它的题材西南联大本身。电影本身的基本功是都达到了的，甚至感觉导演兼编剧很用功，学术考察摸底比《无问西东》好一百倍，讲历史的纪录片就该做到这些，所以我还是蛮有好感的。后来听说导演学过人类学，感到这种材料的扎实其源有自，因此替西南联大这个美好题材而高兴。

杨苡先生第一个出场，她拿出一个老式音乐盒之类的东西，放西南联大当年流行的英文老歌，镜头转到金黄的银杏树梢，转到美丽的校园秋天，转到黑白录像里敌人的飞机飞起来，转到飞机扔炸弹，影片开始，背景音乐一直是英文老歌在唱美好的一天。

可能是又多活了几岁，我对杨苡先生的家里的布置和她小小的女性情调感非常喜欢，柜子上是一生重要的人们的照片，有丈夫赵瑞蕻和孩子们，有巴金，有自己女学生时的相片作为老去时的凭证，这些东西都足以追忆逝水年华。然后片子开始讲南渡西迁的小长征，讲西南联大的房舍条件，讲先生们的课堂，讲跑警报，讲从军，讲那几个耀眼的物理学天才少年的友谊和师从。《九零后》这次终于把穆旦的诗用对地方了，之前那个纪录片电视剧《西南联大》讲穆旦创作就稍显尴尬。许渊冲和杨振宁隔空对吼，许说大一国文课是中国古今最好的国文课，又把我看笑了。导演剪裁好，其实许渊冲的原始版本大概是没这么可爱的。凡此种种，繁华足媚，杂芜相当，但那就像人类的记忆，有一个浑成的总观感，但说起话来总是把记忆拆成了琐碎的一块一块，补丁一样缀起来。当然，如果有一个史观，会连缀得有条理些。

可惜《九零后》不能有太放开说话的特立独行的史观，但这个天花板不一定是剧组的错。但是最终，因为历史是充满坑洼的晦暗道路，它只能拣出当下体面的东西讲讲，所以就讲pure，讲风骨，讲留学生纷纷回国报效好了。世上再无民国女神，世上再无闺秀士大夫，世上再无某某某……如此说话是很讨巧的，怀旧谁能反对，布尔乔亚精神生活之美的精髓，就是小小的浪漫怀念，当年的苦日子今天都回甘，若谁不高兴听这些，就未免有些不尽情。

我的西南联大白月光，如今也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一种资源了吗？呜呼，我忘记电影的叙事，我记得的只希望是片言只语的访旧谈话、回忆文章段落、美丽的联大风景，以及北方那片偶尔露脸的园子。我自己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深一些，但不是更圆一些。当然也没必要讲圆，轮不到我写校史。但是我晚上、此刻写文章，觉得西南联大的美都是真的，是可信的，不是电影里民国清流的那种真实，而是一群刚毅坚卓活泼自由的严肃工作人，他们的信念和事功的真实。不用dramatic，因为已经平淡到成了绝色，如它自己不知道这点更好。

我的工作，也是学术工作。我的老师们教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教了我以学术的方式生活和思考，给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把个人的渺小接通那些开阔的劳动和探索，对世界的一些关乎个人的难题寻觅一个答案。我觉得有意义，有营养，而西南联大的学术人做到了，甚至为了学术和真理真的受难，为了正义和自由真的牺牲。不是说知识分子都很干净，但总有高光的那些点点滴滴，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于人于己有价值，要把它做好的那些时刻。其他的，是命，那就尽人事而知天命吧。

人需要榜样，西南联大给学术工作一种血肉的丰沛，人是趋光的，你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追求，你是真的存在过，我怎能忽略这种存在而平庸地活。虽然生活是大片大片千奇百态的庸常，虽然我们要习惯这些庸常的消耗，可是该有理想。不是很难论证，一个西南联大的精神提炼了出来，所以怎么能忍受学术人没有一点理想？我想起我的老师说，大学里建立的理想总有一天会醒，可是哪怕理想醒了，也比从来没有理想要好。我见过西南联大，我知道现实和它的原则有参差，但我不后悔我见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电影让我又在联大的光彩里沉静了两个钟头，我感到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