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看完牯岭街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过了好几天,也是好久,只有黑夜的日子,久违的清晨阳光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刺痛眼睛。看完便倒头睡去,大概是眼睛盯着屏幕看了太久,大概是感动于且不适应久违的阳光,闭上眼睛之后竟发觉眼角湿润。于是打算醒来的时候,抒发一下对电影的感想。

这几天通过一些台湾电影大概了解了下台湾的近代历史。49年后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政权更替,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打压和屠杀。日据时代结束但文化影响无法抽离,大量外省人又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大陆逃亡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越发疏离。新官僚阶级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人心惶惶。 这一切都让那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产生疑惑,也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全。 乱世总是孕育理想主义,可悲剧的是,乱世之下的现实又往往轻易击碎理想主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就通过影片里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讲述了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生和死。

影片里处处都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一开头,小四父亲就带着儿子取去查考卷,他是怎么都不相信儿子因为语文考了50几分而落榜名牌高中的.未果。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哲学: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刚开始的时候还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据理力争,是个理想主义的坚守者;母亲则处世圆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图个平稳安康的生活,大事化而小,小事化了,是信条,孩子吃饭上学是人生目标。大姐为了抚养弟妹,打算放弃留学,三姐倒是一门心思地信奉基督教,二哥则混迹于流氓群体间。小明是过于早熟的女孩子，谙熟世事于心，频繁换着男友只图生存,是被现实完全同化了的孩子；但她只爱Honey，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中化身，昙花一现的中心人物。这所有的矛盾人物都对小四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父亲，Honey,还有小明。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启蒙， Honey让小四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到最高点，而小明则最后代表现实完全摧毁了他的理想主义。

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嘴巴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不公平嘛。然而他是被现实击垮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那个年代成人世界沦陷的缩影。一场政治风波和友人的背叛击碎了他坚守社会正义的准则。从据理力争到唯唯诺诺,两次前往学校为小四求情的对比，非常犀利。父亲的垮掉是小四对理想主义世界的一个大失望与大打击。于是他狠狠打了不公正的教务主任，也和父亲立志说要凭实力考上日间部。他努力用自己的理想主义去拯救着父亲的信念。

Honey是整部电影里最不现实的人物。导演让他在明亮到浪漫的小公园冰室以背影登场，一身大哥派头，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全片最帅的人物。因为小四上的是初中夜间部，影片大多数都是黑夜的景，使整部影片的色调都是灰暗不清的。只有Honey登场的时候，强光用到给人虚幻的感觉，完全不符合整部电影写实风格，很明显，Honey是所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集合体：他鄙视弟兄们开始只想着趴钱，他自始至终一身帅气的海军装，他待小四宽厚尽管知道小四和小明的暧昧，他知道弟弟爱表现要开演唱会就取消砸场的打算，他读了那么多书，只记得 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个老头孤身去挡拿破仑的大炮，他单挑整个眷村帮派，实践着孤胆英雄梦……从出场到最后遭暗算而死，他都处处体现着少年理想主义里的正义和美好。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猜想你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人。然后便被不要脸的山东推于车轮之下。Honey是小四的偶像，他让小四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实现了小四很多力不从心的，或者没有勇气去实践的愿望。如果我13，14岁，Honey也会是我的偶像。

小明则是无情现实下的完美作品。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寄人篱下。她长得清新可人,笑起来纯洁无比。但是又明白那么多世情冷暖,行为“水性杨花”，男人于她大概只是为了生存。投靠小滑头，因为小滑头掌了权,投靠校医,因为校医可以为母亲免费治病,投靠小马,因为小马有钱。但是你不会鄙视她,你很容易懂她,你或许还会同情她。她懂得Honey,爱慕他的正义感和“老实”，但她无能为力地挣扎于现实中。她是整个电影里最坚强的人物，一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都没有，这样的沉着里透着麻木和冷酷。当她天使的外表一点点在小四面前被撕开，她现实的本质袒露在小四面前的时候，小四的理想主义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企图拯救她，和她说：你不能活得被人看不起。但是小明的一句话点了电影的主旨:“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父亲垮了,Honey死了,小明则完完全全否定了小四的理想主义,于是他的世界分崩离析。他给冷酷现实的最后一击就是刺死小明的那好几刀，他不要让肮脏的现实继续腐蚀他心目中的她。

小四的理想主义从生到灭都没有被自己所主宰,处处被身边的人的沉伏,世界的明暗所影响着。但是他却讽刺地一心一意地要去改变别人和世界。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他要拯救父亲,他要保护小明,他想要为Honey报仇去杀山东。然而失败了,都失败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理想全部崩溃于现实前。原来他一直没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太失望了。

但是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又是在一个晴天, 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来一盒卡带,告诉他他寄给猫王的录音,猫王居然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送了他戒指。小猫王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影片最后理想主义的落脚点居然那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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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么有感于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忘了谁说的,青春是一种状态,而青春的支柱,在我眼里就是理想主义。如若一个人对实现美好理想的的信念也没有了,那么才是真的老了。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看到UP开头,老头在妻子离开后翻开那本载着共同理想的相册时,会流下泪来。我笑他煽情,心里却也为之所动。

其实不止是60年代社会动荡下的台湾少年,也不止一战后的美国迷茫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主义的变迁,遗忘,或而实现。
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其实是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有限和人类生存能力的局限性直接或间接地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理想的实现。理想或大或小,或和三五好友建立乌托邦,或反腐救人济贫除暴,都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一个时刻都对现实不满,都有改变现实的冲动。如若谈不上理想,那至少是一些蠢蠢欲动的念头,对于许多人,他们挥之不去,于是乎成了理想。我和我的那个朋友都是心中理想主义未灭的人,可是环顾四周,照照镜子再眺望一下不远的未来,却又真的发现自己处在理想的荒漠,现实的泥潭里。我们并没有老,但是也不青春了。大概就是这种尴尬的处境让牯岭街这部电影里,小四的自我摧毁和小明的沉沦都那么震撼和让人自省。我们不甘像之前的那么多代人一样臣服于现实,我们也没有自信可以用一点点理想的火苗抵过之前那么多代人都臣服的现实,我们更没有勇气爆炸自己,用生命的高贵换来对世界的一点鄙视。每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都在一次次的不甘和不敢中变得无力,空留其壳。你还有理想么?我有。你还坚信你能改变世界实现理想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现呢? 日后吧。青春之前我们不懂什么叫轰轰烈烈,青春之后我们还是不理解什么是轰轰烈烈。

我还是会在深夜看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会为有多少儿童失学有多少人每天饿死或因得不到基本的卫生医疗而病死而困扰,会为自己偶尔“戏子”的行为所懊恼和鄙视……但是我一打开门，走在路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里。迷茫的不是一代,是一代代。或许不“垮掉”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

我喜欢杨导演的作品，我也讨厌杨导演的作品。我喜爱他 因为他的作品时常从少年的角度来诠释一些困扰所有人类的深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过少年和青春.我们小时候什么道理都不懂，没有很多理性元素来合理化我们的想法。所有的愿望和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原始的，纯真的。正是如此，那些关乎生命意义和理性主义的话题才变得越发沉重和深刻，因为连最纯真的孩子也无法逃过，也经历着,感受着。我同样讨厌这样的角度，它让我无处可逃。如果说 一一 里导演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和我说：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循环，在不知不觉里你就老了,生命不过如此。我可能会侥幸地想，我才二十岁，我还有机会用精彩的生活改变你这个悲观的想法。但是洋洋的一句:我也老了,则彻底地打击了我。原来我已经逃不掉了。牯岭街也是一样。电影里那些我也经历过的年岁和想法,目睹过的丑恶和无法,都告诉我原来我很早就被困扰于这些沉重的问题里。既然已经躲不过了,那么是否逃得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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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已经不是我刚看完电影时的原始的感动。又是被理性化后的造作文字。人连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延时,有了延时就有外界的不纯净可有机可乘,他们混入我的骨髓里,真感情,假面具我也不分不清楚。看来我们真是要一无所有了。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牯岭街教育诗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　
　　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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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部电影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先看了这篇影评。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电影因影评而变得伟大。就仿佛鱼翅因为它的名号而贵重，否则它只是一碗粉丝一样，对于食用的人来说，不被告知的鱼翅和真正的粉丝不会有任何区别。

昨晚我又重看了一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是第三次完整的看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几乎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简单说，任何时候把这张碟片放入碟机时，我都感到异常庄重，也不是在看电影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研讨会。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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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