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色血案

（走马观花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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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涉及到了很多法律概念，诸如精神失常之不可抑止的冲动的辩护的正当性和适用性。也关注到了法庭实践、策略手法，以及职业操守等方面的问题。它还提出了关于“法庭盘问当中，是否应该问一些根本就不知道答案的问题”。Duke Ellington为影片创作了迷人的爵士乐。而那位明察秋毫的法官则由Joseph N. Welch扮演。此人因在50年代初代表军方出席“军队—麦卡锡”听证会上的杰出表现而声名远播。

在他的著名的演讲中，拜格勒一度紧接了违反职业操守的引导证词。即，有意改变存疑事件的证词描述。第一次与曼尼奥见面时，拜格勒试图打消客户的疑虑，然后开始讨论对方是否可以辩护。可当委托人根本毫无头绪时，关于辩护的商谈如何进行？律师是否应该在询问委托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就讨论为其辩护的可能性？因为一旦将故事向律师和盘托出，那么委托人所描述的事实就已经被冻结。再想为了达到某种辩护的目的而去杜撰就变得为时已晚。

帮助被告虚构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很明显是不适当的。律师行为准则上有明确规定，一名律师不应“指导或帮助证人作假证。”但为了使证词的更为有效，他却可以引导与证人的交谈，以及对其证词展开讨论。向委托人解释法律条文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即使对方尚未意识到有可能获得辩护。而麻烦在于，狡猾的律师往往无需直白地告诉证人该怎么做，而是通过传递某种暗示使其改变证词。

在本片中，拜格勒显然是非常了解引导证词的限制，而大部分旁观者也都认为他恪守了职业操守的底线。一上来，他没有问曼尼奥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对方关于辩护和脱罪的类别并排除每种可能性。例如，虽然正当防卫下杀人可能会免受制裁，但它完全不适用于疑似强奸案发生一小时之后。另外，拜格勒也拒绝引用“一旦发现与自己的配偶偷情便可杀死对方”的不成文法规。不幸的是，它在密西根洲还不能被广泛接受。

所以拜格勒要做的是，一直让曼尼奥自己推断。直到他说出“我一定出于狂躁。”“对不起，但坏脾气并不能用来脱罪。” 于是曼尼奥马上回应到“那我一定是疯了。”就这样，在辩护律师的诱导下，委托人自己提出辩护，同时也清楚了还需要杜撰些东西去支持这种说法。这一幕就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检察官们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和惩罚拜格勒的行为。尽管很明显如果不是拜格勒的演说，被告的证词将会变得完全不同。

小说里，拜格勒走的更远。精神失常的辩护来自他之口而非被告。拜格勒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口吻回忆他与被告之间的谈话“‘那么，要以精神失常作无罪辩护’我停了一下，接着说道,'这是最后的办法'。" 于是曼尼奥开始询问精神失常的问题。拜格勒故意表现有点傻，回答了问题。但随后告诉读者的却是：“我的天真有些夸张。头天报上的内容给我启发：也许精神失常是最好的也是仅有的脱罪辩护。我彻底堵住其他各种可能，明确告诉他那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白痴方可让其脱罪。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曼尼奥中尉肯定不是白痴。”

有人可能认为，在书中拜格勒超越了底线，引导他的委托人编造证词。可翻看理查德·温迪马克的《引导证词的职业伦理》一书。相对而言，影片处理的比较含蓄。被告是在律师的隐蔽帮助下为自己开罪。对此，大家怎么看？拜格勒是否在书中和电影中都跨越了红线？或者这条关于引导证词的职业操守规则，由于缺乏可操作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们是否能容忍这样的引导委托人撒谎的行为？

事实上因引导证词而对一名律师进行惩罚的案例是很少出现的。因为这种勾当通常进行的相当隐蔽。不过最近的国会大厦事件却提醒我们收买作伪证的秘密也不总是能保守地严丝合缝。而《桃色血案》这部杰出的影片，则使大家更加关注适当的证词与不适当引导之间的那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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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对于帮助理解本片作用很大。不过有些奇怪的是，作者却没有提到斯图尔特扮演的被告律师利用法律漏洞的另一处细节。他向证人提问但被控方律师所反对。法官支持反对并宣布“陪审团将忽略这一问题以及回答”。随后，被告曼尼奥中尉私下问他的律师 “陪审团成员怎样才能忽略掉刚才他们所听到的东西？”“不能。”斯图尔特狡诈地回到，“他们不能！”

真是一部好片。强过美国主旋律的《十二怒汉》！

 IMDb top 250的好片真是看一部少一部，首先感谢人人的双语高清CC版资源。詹姆斯-史都华在从影生涯一再出演了类似的角色，充满个人主义，智慧，说话铿锵有力，不过此片却让人有些小意外，这个角色如同去年个人推崇的《林肯律师》中麦康纳扮演的主角，利用法律外衣却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史都华出演了一个看似正义，实则颇会算计的钻空子者。
 
与其将这部作品解读成法律经典和法庭杰作，我觉得不如正好相反将其理解为嘲笑法庭制度和戏谑陪审团的作品。本片有三个细节让我非常喜欢，一个是被告对法官所说“此问题和答案不被记录，陪审团不予考虑“的狐疑，”此律师轻松一笑：”他们当然无法忽略“；另一处是结尾合伙人说道”真难以置信，12个来自不同身份、地方、生活状况的人聚在一起，要对他们都不了解的人做出审判“；还有一处是在法庭休息的间隙，律师通过了解法官的爱好送了一个钓牛蛙的小诱饵。三个细节都有点荒诞色彩，但却是从不同层面，对律师的职业性、法官的专业性、陪审团的客观性以及引证举证的合法性做了辛辣的讽刺。或许有些夸张，但联想到57年经典作品《12怒汉》就不难想象，法庭上的正义，或者说法律上的正义，其实是个非常虚无飘渺的概念。

如今看感觉反而特别的一部法律影片，因为即便是国内观众都对美国司法制度有粗略的了解，那些台面下和台面上各不相同的技巧都被各类影视作品用过了，现在找不到这样巨细靡遗的对如此简单的犯罪从法庭内外进行表现的了。

因为观影习惯被固定化的原因，进展中的一切变化都可能变成思考的空间，而最终不遂人心但最合情理的结局让人回归这类影片一脉相承的体系。影片最大的魅力在于对这一体系直观而丰富展现。

当然了，那个时代影片所具备的优质演员们，一个被忽视的大导，可多层次分析接受的爵士配乐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被排挤出地方检察官队伍的Paul Biegler破罐子破摔成为一名潦倒律师，整天的生活就是出去钓钓鱼、听听爵士、弹弹钢琴，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却让人觉得不务正业，偶尔接一些不需要劳神费力的婚姻诉讼和处理一些简单的债权债务纠纷来维持生计。Parnell Emmitt McCarthy是一个泡在威士忌里偶尔回忆过往律师辉煌生涯的酒鬼，现在却早已没有信心没有雄心，他是Paul的酒鬼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助理。
    英俊帅气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陆军上尉 Lt. Frederick Manion，有一个美丽妖艳的妻子Laura Manion，居住在公园的车房。酒馆老板Barney Quill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好人，在离公园不远处经营着一个度假型酒店。某天刚刚钓鱼归来的律师Paul在酒鬼朋友Parnell的撺掇下不明就里就接了Barney强奸Laura而被Manion枪杀的案子。
    Paul在看守所跟Manion有了第一次见面，Laura曾经是Manion手下的前任，他的第二任妻子。Manion前妻曾指责被Manion虐待而分手，Manion却认为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引起的无关紧要的争执，其原因是因为其在朝鲜服役时妻子有了外遇。漂亮的Laura喜欢在老公睡着之后到Barney经营的酒店闲坐，却在一晚返回家中告知Manion被老板Barney强奸，愤怒的Manion在一个小时后持枪跑到酒店将其打死。Laura在报警之后为向喜欢吃醋的丈夫表明清白，自愿接受警方测谎仪测试，测试的结果目前在控方手中，无从知晓。第一次见面Paul对案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中午与老朋友Parnell吃饭间隙，老朋友建议Paul在这个案子中应不走寻常路，利用法律的固有缺陷和灰色边界，适当点拨一下当事人。
    第二次Paul与Manion的见面，Paul开门见山提出有四种方式可以替Manion的谋杀案辩护：第一，那不是谋杀案，那是自杀或者事故；第二，不是你干的；第三，可以证明你的合法性，比如说为了保护你的家人或者正当防卫；第四，你有杀人的理由。前三种理由显然并不具备，从得知妻子被强奸到开枪杀死被害人之间有1个小时的时间差，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叫警察，私力救济显然已经不合法，这是典型的谋杀。对于已经感到绝望的Manion，Paul话锋一转建议他需要寻找法律上的理由。Manion试探说：我当时可能气疯了。Paul说恶劣情绪当然不能作为杀人的借口，Manion从Paul眼神和口气中用坚定了一些的语气说：我可能疯了。Paul转身离开，说了一句：你好好回想一下你当时怎样疯法。一个聪明的当事人，从一个游走在违规边界的律师处读懂了该怎么陈述；而一个脚踩职业操守的律师，也从一个善于捕捉的当事人那里确认了辩护的策略。
    第三次见面，聪明的中尉回忆说只记得吧台后面Barney的脸，以及震耳欲聋的枪声，而枪声在那一刻遥远得像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Paul心里踏实了，决定接手案子，顺理成章有了辩护的理由：精神错乱，接下来是需要个精神病专家佐证。这次的会面，双方已经心领神会。
    有了辩护的方向，接下来是去寻找判决的先例。先前案件的推理和判决不仅是以后的案件要考虑的内容和指南，而且还对法院具有约束力，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遵循先例”原则。幸运的是Paul和朋友为辩解的理由找到了先例，1886年州法院的一起无罪判决。根据该判例，“不可抑制冲动原则”将“失常”定义为一种令患者无法做出选择的精神疾病。
    接下来的法庭审判是关于Manion是否构成谋杀案的审判，并不是关于Barney强奸罪的审判。Paul知道因为Manion的妻子遭到强奸，在法庭上会形成有利于的Manion氛围，如果Manion杀人再有某种法律上的借口，这样陪审团就会站在Manion的角度同情他。在成功把强奸扯入该案子之后，Paul明知他欺骗检察官，得知Laura成功通过测谎的结果不得在法庭上使用，仍然向陪审团刻意透露该结果。
    Paul在Manion有了精神异常的肯定之后，就让Manion联系军队并申请军医对其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庭审过程中顺利引入强奸的铺垫之后，申请军医出庭作证，证明Manion因妻子被强奸后产生精神异常，其看似“冷静”的杀人行为符合“不可抑制的冲动”的症状。在控方申请的资深精神病学专家指出Manion如有精神障碍，先前不会毫无精神病史且症状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时，他质疑控方专家证人并未对Manion进行过检查，称精神领域隐秘的、未知的世界，并非只有该专家的理解是正确判断，而他申请的军医对Manion的检查结论更可信。
    如果对于精神异常的辩护理由，陪审团还持保留意见的话，那么Quill女儿最后的出庭作证，彻底打消了陪审团的疑虑。Paul的助理朋友此前已经把酒店管理人Mary是Quill私生女这件事核查清楚，Paul锲而不舍要求Mary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作证，Mary承认在Quill被杀的第二天，她从Quill的脏衣服里找到了一条与Laura所述特征相符破旧的女性内裤，这为Laura那条被丢失的内裤找到了去向。控方质疑Mary跟Quill关系暧昧不清，本意想突袭，证明其证词不客观，不料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是父女，这反戈一击不但未能成功阻击辩方，却让控方付出代价。
    Paul第一次与Manion见面后，对案件和委托人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跟助理朋友谈话之后，他基本上确定对委托人辩护的策略。面对委托人的毫无头绪，Paul需要在委托人告诉他案件事由之前，需要符合自己辩护策略的证词。因为委托人一旦全盘将事实向律师托出，那么委托人所描述的事实就处于被冻结的状态，基于这个事实再想达到自己的辩护目的已经不可能。另一方面Paul又不能违反职业操守指导或帮助委托人提供虚假证词，有意改变事件的证词描述。帮助委托人虚构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很明显是不适当的，但为了使证词的更为有效，律师却可以引导与证人的交谈，以及对其证词展开讨论。谙熟规则的律师无需直白告诉委托人该怎么做，而是通过暗示性的语言使其调整证词。而聪明的委托人自然也是心领神会。Paul显然是非常了解引导证词的限制，他打了一个擦边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似乎恪守了职业操守的底线。
    影片结尾Manion夫妻留条说因为“不可抑制的冲动”已经离开，另寻他方。Paul与朋友辛苦一场未捞到一分钱，也算是对越过边界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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