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之间

故事的开始，女二就急匆匆的闯进了某机构。

办事人员很有礼貌的说了一句——第一，要先问好，第二，请别插队。

潜台词大概就是，你礼貌不？

说实话，个人也很反对粗暴的插队。

但莫名其妙，对办事人员的“礼貌”，也感觉不太舒服。

接下来的另一位办事员，更加有礼貌。

没预约，你来什么来啊。

这相当官方的说法，让人无言以对。

或者，在办事员的眼里，懂礼貌，排队，预约，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难道这都不懂？

是啊，这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耐心看完（不，你大概只要坚持半小时），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懂礼貌”，“乱插队”，“不预约”。

女二的遭遇，其实大概都发生在每一个弱势群体的身上。

你说要交材料，好，没问题，我交。

可是一转眼你说交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保留个证据，委屈不委屈？

你说要排队，好没问题。你们朝九晚五，自然可以保持绅士风度，我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上厕所都是急匆匆，哪里来的时间？

你们周末上班不？

你说要预约，好，没问题，我们不约。

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说等预约，预约完了，房子都烧没了，还有意义？

女二就是这么个粗俗又不讲道理的人。

这一切都落在女主的眼里。

但女主也没打算做什么，她也正自身难保。

看女主的简历，相当的不错，当年的法学院高材生，如今再就业，遭遇到的尴尬，真的是尴了个尬。

这位典型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儿，想成为白领是不太可能了，保洁行业了解一下，而且，即便是你愿意，也要看人家要不要用你。

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办事员，说得比较直白。

工资啥的就别谈了，996什么的也别计较了，007可是必须的。

女主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来到了人才市场。

如果说，办事员的说法还是比较温婉的话，到了人才市场，这才是刺刀见红的开始。

工作不仅要做好，还得准时。

马儿既得跑，还得不吃草。

女主的第一份工，就在甲方爸爸和老板的无理取闹下，无疾而终。

其实女主很委屈，早前我大小也是个白领，要不是老公找了小三，何至于沦落至此。

可是，现实容不得你卖惨。

可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女主的气质，完全和她编造的故事不搭。

真相很快就败露了。

得知女主真实身份的，是开始的办事员。

之后女主结交的一些朋友里头，没有一个能发现真相，奇不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吧。

办事员属于“有闲”阶级，看书或许也是一种标配，知名作家，多少也得知道几个。

而女主的“朋友们”，每天被生活压榨得渣都不剩，没有时间，没有心情，阅读，对他们而言，是个遥不可及的事儿。

女主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来自人才市场。

这哥们有点意思，买了一辆车，因为一些相关费用问题，被拖走了，想赎回车，把费用交上来啊。

女主觉得很纳闷，有了车，工作起来也方便很多啊。

况且费用又不是很多，实在不行，找朋友借一下也行。

若是有有钱的朋友，可以啊。

这……，活生生的不想话题继续是不？

女一和女二，虽然在开场就有了交集，但结识还是保洁培训的过程中。

等到两人成为朋友，还要在很久以后。

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半，那些抱怨996的，可以收声了。

而且，女二没有车，每天通勤时间一小时，那个时候还没公交车，咋办？走路。

此时的女一，已经搞了一辆车，可以顺便载女二上下班，一路上，走路上班的，不在少数。

而且，这些“不在少数”，在凌晨五点半，就得遭受盘剥。

这是一个女一在“体验生活”时，绝对没有想到的境况。

女主的第二份工，是在轮渡上保洁。

部门主管直言不讳，这里“和地狱一样”，一分半钟，必须搞定一个床铺的清洁、换床单、叠被等工作。

或许，你可以在一分半内搞定一个，但230个，你能保证全程不停歇的搞定？

相比之下，女主更愿意打扫厕所，哪怕是厕所里头更加乌烟瘴气。

不过，即便是这样，女主只是“新来的”，想选择打扫厕所的自由也没有。

如此繁重的工作，女主还有心情，回家的路上到海边放个风，游个泳。

作为一个作家的浪漫，这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工作怎样，对她而言，不过是一种采风，现在的艰苦，都是将来的话题，新书的销量。

而在生活中慢慢习惯的女二，一脸的懵逼。

在俩人的交往中，女一发现女二背地里翻她的包包。

为什么？

女一开始纠结，出于作家的浪漫情怀，女一构建了无数的版本。

但，没有一个版本和事实搭边。

整个故事，如作家所说，她知道了弱势群体的糟糕现状，所以想亲自体会一下。

在她的“实地采风”的过程中，发现的是“令她无法想象”的真相。

这个群体，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身份，还是从种族，都无法划出一个明显的界限。

每一个人，都在被“失业”压榨。

其实，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全职》中也有体现。

然而，《全职》给了女主一个温柔的善意。

而本故事是结结实实的冰凉。

女主在没能及时下船时，选择躲进头等舱逍遥，对她而言，不是什么压力，即便被发现，貌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陪她一起疯的女二和小姑娘，如果被发现，大概就没这么好运。

三个人相约以后每年的这天，都要如此折腾一番，到最后，大概也只是一个笑话。

女主完成了她的书，她感谢很多人，她戴着女二送她的生日礼物。

然而，又有什么改变呢？

她的书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共鸣，能引发一些思考，但生活还是如此继续。

女二想着和女主再打扫一次卫生，这“没有意义”。

她们注定是女主“突发奇想”的一时灵感罢了。

后台回复“913”，看完就舒服了。

开头我差点就信了，结局很讽刺，作家为了写书找灵感体验底层穷人生活，被发现后很尴尬，其实是她的同事“朋友”很尴尬，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结尾作家开签售会，还把曾经一起打工的同事们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们都请来了，大家还都大度的聊天还买了她的书，和她闹掰的“朋友”想见她，让她再同她们去做清洁，但是作家没有同意，说‘这没意义’我想是因为目的达到了，我现在是作家的身份在你们面前，肯定不可能再回去扫厕所，再说这也完全没必要了，谁想扫厕所呢，当初是万不得已啊，所以结尾有点意思，可以说是很讽刺，上层人没有目的怎么会接近底层，他们打着让社会了解底层人的生活，失业问题，工作难做的问题，穷的问题……最后说了一大堆，也许外加虚伪的那一点同情或共情，只为了她自己出名赚更多的钱，稳固其地位，然后呢，继续回到上层圈子享受生活，没人管穷人死活，穷富各有命，这不就是现实吗。

一个知名作家，大概属于比较上流阶层吧。想要写出关于失业和贫穷的认真作品，亲身体验底层阶级的清洁工的工作和生活。不是一天两天。至少是一小段时间。全程的深入。

闺蜜1号。单身带着三个孩子。自卑和自我不配得感，使她无法继续与作家的友谊。为什么非要作家在新书发布以后，在一起亲历一次清洁工的工作呢。她非要作家立下投名状。然而社会是现实的，作家是理智的，这没有意义。

还是班长和其他工友的态度积极，尽管感情或许没有那么深。期待作品能得到更大的关注，其他人阅读作品之后，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清洁工的工作。

其实闺蜜1号和闺蜜2号，完全也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啊。还佩戴着幸运草项链，总不至于是装出来的吧。或许以此为投名状更佳。或许阶层不同，生活圈交集没那么大，共同话题偏少。但至少友谊是真切的呀。也许偶尔有朋友小聚，聚餐，聚饮，喝咖啡。也许其他什么时候的新书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分享会之类的也可以邀请啊。不一定能融入圈子，至少也开开眼界呀。再不济，就当中了乐透。约定好的每年4月4日，邮轮头等舱一游，三人好好叙旧游玩不是也很惬意吗。一年请假一天，好好玩一下也不错呀。

就这么选择友谊戛然而止，可惜了。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关于大萧条，英国拍了一部《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法国拍了一部《乌斯特雷姆》。像极了这次英法两国在🦢污战争中的表演，保守刻板的那个，关键时刻冲在了最前面，浪漫随性的那个，反而不露声色蓄势待变，甚至首鼠两端。关于共情，还是需要设身处地，而非角色扮演。建议两部片子连起来看。比诺什永远的女神。